崔曼莉：創作與讀者

青年作家崔曼莉在青創會交流發言

　　有一次一個編輯約我，說，你給我寫一篇五千字的創作談吧。我嚇壞了，我說我給你一篇五萬字的小說吧，別讓我談創作。真的，我覺得我很像一個“中國廚師”，做菜靠的是感覺，你問我放了幾克鹽、幾克糖，我就傻掉了。

　　今天，我想談一談創作與讀者的關系，不是講文學理論，就是談一些個人的切身感受，談我對創作的點滴理解。

　　2008年4月，《浮沉》第一部出版，獲得了很高的銷量。這對我來說，壓力很大。有時候大家會覺得暢銷的小說，不是文學作品，尤其是《浮沉》，因為先在網絡論壇發表的，于是被稱為網絡文學。這讓從2002年就開始寫短篇小說的我，很不能適應。因為我在創作《浮沉》時候，態度和《琉璃時代》等其他文學作品是一樣的。我自己對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也是非常明確的。但是，《浮沉》卻因為讀者的不斷熱評，銷量的不斷上升，不少人對它的文學性產生了質疑，還有人說，我就是為了錢去寫暢銷書。我聽了以后很難受，本來《浮沉》計劃好了寫三部曲，因為這些壓力我一度產生過停止創作第二部的念頭。

　　但是有一天，一件小事讓我發生了變化。《浮沉》有很多讀者群，他們私下聯系很密切。2008年夏天，上海、廣東和北京三個讀者群的“群主”聚會，來了6個人，約上我，到后海吃飯、劃船。在船上，有一個人說，現在我們前不著村，后不著店，一不怕錄相，二不怕錄音，可以敞開心扉，和曼莉說說話。我聽了以后有點暈，什么意思？但他們已經講開了。有一個人說，他大學畢業找不著工作，在北京漂了一年，和女朋友也分手了，回到老家非常沮喪，后來無意中在網上讀到《浮沉》，很受鼓舞，再次來到北京，花2個月時間通過了各種面試，找到了工作，并決定把女朋友再追回來。還有一個人說，他在歐洲定居了11年，和太太關系不好，每天如行尸走肉，不知道人生的目的。偶然讀到《浮沉》，決定回國創業，太太不同意，但他執意回來，和太太辦理了離婚手續，然后回到北京，并找到了一家大外企，開始自己的創業項目。說著說著，他們每個人都開始哭，有的痛哭流涕，有的默默抽泣。我嚇壞了。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景象，6個成年人，還有4個是大男人，對我敞開心扉說話，對我流下眼淚。我非常震驚。從開始創作的第一天起，我從來沒有想過讀者是什么，是具體的一個人？或者一群人？在我的文學理念中，讀者是超越時代的，超越不同文化或文明的。他很遙遠又很親切，很模糊又很清晰，他應該是我的一個知己，通過我的作品，我們產生了心靈的共鳴。真是僅僅能因為一部小說，能因為我的小說，可以讓這些具體的人，從此改變自己的人生和夢想嗎？

　　這件事發生后，我就想，一個作家對于同時代的讀者，這些具體的人們，到底負有怎樣的責任？以前我認為，文學作品有它自己的命運，有些會在當代引起人們的共鳴，有些會在未來觸動人們的心靈。讀者的多少從不決定它的質量。作家不應該去考慮這個問題，更不應該去企圖控制這個問題。這就好比女人生孩子，只能孕育他、培養他，不能代替他去生活：你要做什么樣的工作，談個什么樣的女朋友，什么時候結婚，生男孩還是生女孩。如果是這樣，不僅背離了文學，某種意義上說，也背離了讀者。

　　這么說，可能過于正統了。但我這個人，從小就受的很正統的教育，不僅正統，而且刻板。我的外祖父想把我培養成一個書法家，所以從4歲開始直到我上了大學，他不允許我一天離開毛筆。我的童年、少年生活和同齡人相比，是相當單調又可怕的。從四歲到十八歲，整整十四年，無論我生不生病，功課重不重，明天是不是要參加高考，我都必須完成書法練習。所以等到我高考結束后，父母親對我說，現在你是成年人了，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我說真的嗎，他們說真的，從今天開始，你自己的事情你說了算。我說太好了，我再也不要寫毛筆字了。直到我2002年主動選擇文學創作時，主動開始在每一天寫下文字的時候，我才明白，如果有一件事情是我真心所愛，并且在這當中能得到樂趣，那么我就應當像小時候的書法練習那樣：專心致志，而且別無所求。而這種專心帶來的自然流露，恰恰才是藝術作品的動人之處。任何藝術創作，除了身體力行之外，沒有其他路可以走。

　　2004年我開始創作長篇小說《琉璃時代》，那時我還在上班，因為項目緊張，我們一天平均要工作十六個小時。有時早上八點到公司，夜里三四點才能回家，到家以后鞋都顧不上脫，往床上一倒就睡著了。不要說寫作，連洗臉的時間都沒有。后來我就想了個辦法，在遠一點的餐廳為同事們包了晚餐。這樣他們每天晚上去吃飯，加上來回路上的時間，我就正好有了一個小時的空檔，可以閱讀和寫作。他們吃完飯回來給我帶盒盒飯，我吃點東西大家就可以加班了。當時很多人都不理解，問我為什么要做一件這么辛苦又完全不知道結果的事。我也很難解釋說這件事情本身就能給我快樂。可以說，選擇寫作以后，我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直到湖上那些讀者的眼淚，或者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的眼淚，讓我開始去思考。正因為需要沒有經濟壓力的去寫作，我不得不到處去打工，所以無形中我被推到了現實生活的第一線，在這里有很多活生生的觀察和體會，當我把這些經過我的采訪和對其他專業知識的閱讀，進一步提煉、擴大，虛構成為小說時，它就引發了大量讀者的共鳴。所以，我依然可以認為，寫作是我自己的事，我不必考慮讀者，讀者也不需要我的考慮。但是，怎么樣去精確深刻地提煉時代特質，擴大讀者對時代的認知，以及引發他們對當下和人生的思索，才是我對這個時代的讀者負有的一種文學責任。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越來越全球化、專業化、碎片化。過去一個縣官上任，要走幾個月的時間，倒霉的官員甚至會來不及上任就客死他鄉了。等一封情書，要等幾個月甚至一年。鴻雁飛呀飛，不見情郎歸啊。可是現在，從中國飛到美國、歐洲，只需十幾個小時。至于情書，更簡單了，郵件、短信、微信，視頻聊天，一秒鐘聽到你的聲音、看見你的模樣。但是，這是不是說，我們的感情需要和過去人們的感情需要有了不同？一年的看不見聽不見，可一秒鐘的看見聽見，是否就能保持或改變一顆心對另一顆心的忠誠與愛。從西方世界完全不知東方世界，到半天時間從北京飛到紐約，是否可以讓西方真的明白了東方？理解了中國？溝通依然困難，困惑依舊如故。在人類世界中，經典的疑問從來不變，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人們會產生許多新的經驗，這也就給文學家們足夠的豐富的舞臺，來創作屬于每個時代優秀的文學作品，同時又能給其他時代的人們以啟發與借鑒。

　　今天的中國，正處于一個社會轉型期，社會分工使人們的工作越來越專業化。過去說，隔行如隔山，現在很可能大家在同一個辦公室里工作，因為專業不同，工作需要不同，面對面相坐，中間隔一塊辦公桌的隔板，就如同隔山一樣。隨著這種專業化的進程，生活節奏就會越來越快，但是生活內容相反的，呈現出一種相似的碎片式的重復：兩點一線、上班下班。等地鐵、上地鐵、地鐵上、下地鐵，單位、老板、同事。男女朋友，吃一頓好的、看一場電影、出去玩一趟。隔行如隔山的人們，過著相似的生活，不僅相似，而且相似的十分具體。城市像一個巨大的蜂巢，而我們變成了蜂巢里一只一只小小的工蜂。同時，工蜂們和蜂巢的距離，也從以往的難知一二，變成了親密無間。打開互聯網，一秒鐘盡知天下事，可以評論、可以痛罵，但其實有時候也完全不相關。可以說，在這樣的轉型期，恰恰最需要文學作品去總結提煉，提供一個又一個的文學樣板，引發人們的思考，來對我們今天的個人生活和整個社會模式加以探索與修訂。任何時代與個人，如果有一個好的自我認識，就能擁有好的自我建設。文學作品則是這個認識最好的一面鏡子。可以說，作家們對時代經驗的提煉與表達，是人類對社會生活的一個基本責任。

　　每當我讀到一首好詩、一篇好文章、一部好小說時，我覺得作家大約是除了上帝之外，唯一的人類旁觀者，他們以獨特的觀察、豐富的想象和深入的思考，形成了豐富的文學作品。人們通過閱讀建立起文學生活，并對現實生活中產生反思與探索。作為青年作家，我希望能與不同年齡、不同層次的讀者們多交流、多溝通，借此深入旁觀我們這個時代在人性恒古不變的定律里產生的具體的新變化，由此擴大一個作家自身的局限性，增加包容性與理解力，創作出更具豐富與多樣的作品。

　　崔曼莉，女，1975年生，北京代表團代表，小說家。自由撰稿人。代表作品有長篇小說《最愛》、《浮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