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駿虎：生活遠比想象更精彩

青年作家李駿虎在青創會交流發言

　　作為一名山西作家，不可避免地要被打上“山藥蛋派”的烙印，從趙樹理到“西、李、馬、胡、孫”五老，他們一直篤信和踐行著“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為了創作出反映時代精神和大眾生活的作品，他們大多掛職擔任過縣委副書記，蹲點到農村，和農民一起吃住，一起勞動，從而創造了建國后十七年山西文學的輝煌頂峰。而上個世紀的“晉軍崛起”，也是插隊知青和山西地氣融合后生發出來的。到了我這一代，國家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人們的價值觀念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世紀之交，馬烽老還健在，當時我正編輯著《山西日報》的文學副刊，馬老讓他秘書給我送稿子的時候，經常會附一張小小的便箋，叮囑我要學會多觀察生活、思考生活，要我牢記“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說實話，我當時完全不理解這句話，我更同意王小波的說法：只要我活著，那就是生活。當時我正處于自己的第一個創作階段，就是寫個人體驗，是一個年輕人從農村來到城市后對愛情、人性、社會的感知和書寫，集中發表了很多作品，小有名氣，沾沾自喜。但是很快出現了問題，就是激情依然高漲，技法也日漸成熟，但是寫作素材開始重復，而且重復使用率越來越高，一個素材，短篇用了中篇用，中篇用了長篇用，我開始恐慌，發現生活儲備真的可以用盡，——那個時候還不像現在，可以宅在家里靠想象穿越時空，可以借助網戀寫愛情小說，——我坐在吹著空調的辦公室，覺得自己像一個剛剛學會釀酒的小伙計，突然發現裝原料的糧倉已經見底了，第一次，我意識到作為一名作家，應該把表現對象從個人體驗轉移到社會大眾。當時是2004年，馬老已經去世，我才醒悟到有些看似樸素的道理其實是普遍的真理，我開始向省作協尋求幫助，積極要求深入生活，正巧省作協物色青年作家掛職體驗生活，我就被派回故鄉洪洞縣掛職縣長助理，并且積極地投身了當地的實際工作。

　　然而，我沒有想到，作為一名作家，我缺乏的，不僅僅是對現實生活的了解，更是對時代變化和社會狀況的基本認知。即使回到了我的故鄉，即使再次面對我熟悉的人，也帶給我強烈的陌生感，——這種陌生感，就是一個從個人體驗出發的寫作者和現實生活的距離。比如說，在許多人眼里，更多的是在文學作品里，鄉村干部的形象都是欺男霸女、貪污腐敗，“村村都有丈母娘”，然而就我接觸過的干部，大多都是希望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我想舉一個鄉鎮書記和縣文化館老館長的例子。2007年底在魯院學習時，我還在掛職任上，但省作協已經和我談過話，結業后就要調到作協工作了。有一天正聽課，突然接到縣文化館老館長的電話，說我們花費兩年心血的三項國家級非遺項目的專家評審會，要在北京大學的英杰交流中心舉行，其中包括大槐樹祭祖習俗和流傳四千七百年的堯舜婚俗。我很珍惜在魯院的每一節課，但我是縣里“非遺”領導組的組長，職責所系，第一次請了假，來到北大參加評審。專家審看申報錄像片和文本的時候，我看了看我的右邊，是婚俗項目所在地原來的鄉鎮書記，這個項目傾注了他數年的心血，就在要見分曉的時候，在最近的干部調整中他調到了別的崗位，新的繼任者已經上任，但他還是坐了一夜火車，趕來北京開這個會，對這位大我一輪的老兄來說，此行已經不是職責，而是要完成一個心愿。我又看了看我的左邊，是年齡大我兩輪的縣文化館長，這次干部調整，他已經到齡，回去就要卸任了，但他依然風風火火地張羅著這件事，畢恭畢敬地請專家們發言，一絲不茍地回答著他們的提問。這位干了一輩子的老館長，長著一張黝黑的農民臉龐，五短三粗，怎么看也不像個文化人，我看了看他的手，所有的指紋里全是黑色的風塵。而我作為他們的領導，在魯院學習結束后，也要離開崗位，我們極力爭取的成功，對個人來說無論名利都談不上了，它只會成為我們的繼任者的政績，但我們還是來了，并且比以前更迫切地希望獲得成功。我聽見鄉鎮書記低聲對老館長說，老兄，咱們要把這件好事情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會后，他們倆送我回學校，分別的時候，我向他們道辛苦，跟我父親同齡的老館長雙手握著我的手說，頭兒，我干了一輩子文化，你一個掛職的都能真心給咱辦事，我們愿意為了這件事把腿跑斷。就是這樣，作為作家，我們有時習慣于想當然地從別人的作品里獲得自己對某種身份的人群的判斷，或者類型化、概念化地看待某一類人，而我們其實對很多原本應該真正了解的事情所知甚少，比如對政府的經濟運作模式，對社會上各個行業、不同階層的人們的行為準則、處世觀念、精神狀況、生活方式的基本的了解；有時候，我們對人性的那點可憐的把握，在每天紛繁變化的面孔和事務面前，顯得蒼白而無知，——我想起了巴爾扎克，怎樣豐富的閱歷和強大的內心才能把這樣多變的時代和復雜的人物表現出來啊。

　　掛職兩個多月的時候，我就感到自己從對社會的了解到對人性的思考都太匱乏了，由此產生了強烈的不自信，為了抵消這種情緒，我投入到了繁忙的行政工作中，包村子、跑項目、出差、下鄉、開會，和各種身份、不同性格的人打交道。從2005年春天到2007年秋天，我幾乎完全變成了一個基層干部，那顆敏感的內心也堅強起來，生活讓我從一個多愁善感的作家變成了閱歷豐富的勇敢者。我分管過文化、體育、新聞、廣電、教育、保險、石油，協管過林業、旅游、科技。建設了洪洞縣文化活動中心、重修了飛虹影劇院，把洪洞縣失去的全國文化模范縣的稱號又奪了回來；并且如前文所述，創造了一項至今全國縣份無人能破的紀錄：同一個年份成功申報三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我分管教育的時候，完成了省屬、市屬三家國企的學校數百名教師和數千名學生的移交地方工作。一度，我不是深入生活，而是深陷生活了，我甚至覺得自己在政府工作方面比在寫作上更有才華。同時，我對這個時代大眾的精神狀況和價值取向有了一定的把握，基于這一段經歷和閱歷，我完成了長篇小說《小社會——喧嘩與騷動》的構思和大綱，被列入中國作協2011年重點作品扶持項目，目前已經完稿，題目改為《浮云》，將在《芳草》發表。

　　進入魯迅文學院第七屆高研班學習后，魯院濃厚的文學氛圍和科學的教學安排，調動了我塵封多年的生活儲備，像一個地震引發了海嘯，開始一發而不可收，接連完成了多部中篇小說和一部長篇小說，其中中篇《前面就是麥季》獲得了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長篇《母系氏家》獲得了趙樹理文學獎，之前，還獲得了莊重文文學獎。這也是我第二個創作階段，回到故鄉，書寫我最熟悉的那塊土地的風土人情和人生故事。回過頭來看，掛職體驗生活，得以近距離地直面社會現實，使我深刻體會到生活遠比想象要精彩，它就是作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之后，我又以掛職深入生活期間接觸到的鄉村人物為原型，創作了長篇小說《眾生之路》。2012年再次入選中國作協定點深入生活名單，寫作表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長篇小說《中國戰場之共赴國難》。

　　多年的掛職體驗生活，同樣改變了我的文學觀念，使我從熱衷各種探索和實驗漸漸回歸到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上來，發現現實主義才是最先鋒的，走現實主義道路的作家，是最具有探索精神的，他們直面現實、直面矛盾，直面人的生存現狀，同樣直面人的精神境遇，他們是時代的代言人，也是歷史的記錄者。放眼世界文壇，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狄更斯等等等等，偉大的現實主義大師燦若星辰，那些燭照我們心靈的偉大作品，那些引領著人類永不停歇的精神腳步的大師，莫不是現實主義道路上的實踐者和探索者。他們為人類留下不朽的精神財富，他們對蕓蕓眾生的悲憫情懷，他們對人類博愛精神的謳歌，永遠激勵著我們前行的腳步，也成為后輩作家仰望的燈塔和精神導師。

　　深入生活，體察大眾的生存狀況和精神訴求，是作家提高自身修養和作品品質的重要渠道。真正的作家，是應該對他所處的時代有著思考、把握和表現，甚至對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產生獨特影響的。我們說托爾斯泰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對自己作品里所有的人物都具有悲憫的情懷，而他們正是來自他豐富的生活經歷。了解大眾，胸懷悲憫，才能寫出有時代特征，有命運感，有救贖情結的偉大作品來。

　　李駿虎，男，1975年生，山西代表團代表，小說家。山西省作協副主席兼創研部主任。代表作品有小說集《前面就是麥季》，長篇小說《母系氏家》。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