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敏：我們的取景器

青年作家魯敏在青創會交流發言

　　創作會議的現場，是作家密度最高的地方，像來到了作家的森林，每一步、每一個面孔、摩肩接踵的都是作家。這跟平常有點不一樣。平常，在各自的城市里，“作家”都是一棵棵單獨的樹，容易被“注意”到�！白⒁狻钡脑�因，除了對作家這個職業本身的尊敬善意與好奇之外，人們還總會有點替我們著急、進而調侃，聽得最多的就是：現在這個時代、這個世界，變化如此復雜、如此精彩，幾千倍地勝過你們的想象力與虛構力了，作家怎么拚得過來呀，你們到底該怎么寫、寫什么呢？這樣的時候，我總是裝著隨意地搖頭不語，做出一副“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的樣子，不過當中到底有什么“真意”呢，老實講我也沒有想得多么清楚，但今天到了作家的叢林，作為其中一棵樹，也許可以嘗試說那么一點點。

　　在對中外經典的閱讀中，我們總會羨慕而妒忌地看到，工業革命之后、資本入侵鄉村的背景下，哈代寫出了《苔絲》與《無名的襲德》，經歷過二戰的馮內古特寫出了《五號屠場》，沒有經歷過二戰的施林克，寫出了《朗讀者》，在我們的魏晉時期，竹林七賢成了那個時代氣質最典型的注腳，我們的唐宋明清，詩詞小說大家氣象自不用提，光是散落民間的筆記野史都夠我們讀上半輩子了……而世界一步步走到今天，高度的文明、同時也充滿精細的分歧，如此獨一無二、裹挾著龐雜的內容撲面而來，一日好比千年，人們既敏感又不滿、同時又懷著對經典之作的巨大期待。所以剛才開頭所講的那個問題，就算旁人不問，在我們寫作者的內心之中，包括在評論者、出版人、閱讀者以及所有關注文學的人當中，都存在著一種相當強烈的“時代焦慮癥”。

　　我想起最近看過的一個攝影展。那許多攝影作品中，空難、戰爭或吸毒者無疑是非常吸引觀者的，但同樣好的、甚至可能更好的大師之作，卻總是些日常景象與細節，就是街道上走路的人，就是正在準備晚餐的母親，就是某個建筑物、其某扇窗戶與窗簾后的目光。這就像《苔絲》或《朗讀者》，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它們屬于某個特定時代、但其動人之處更是超出那個特定時代而屬于整個人類生活的。

　　那個影展結束后有一個商業化的器材展，全是價格昂貴的各種機身與專業鏡頭，眾人紛紛感嘆機子多么好多么重、值多少錢什么的、怪不得照片就是不一樣。夸著夸著，有一位攝影師急了：你們真逗，把機子給你試試看呢，關鍵不是相機或鏡頭多重多貴，是看人家如何取景，如何構圖、包括參數設置……

　　我注意到他說到“取景”——我們寫作者也一樣，面對極度戲劇化、匪夷所思的復雜世情，或者反過來，面對極度平淡的市井日月，一個寫作者的才華，肯定不在于武裝上最先進的鏡頭，氣喘吁吁地用想象力去跟現實賽跑，最起碼，不僅僅是這樣。

　　文學之魅的奧秘同樣在于“取景器”。這個取景器一定不同于新聞、不同于社論、不同于電視劇、不同于歌唱比賽節目、不同于微博。這就像社會分工一樣，總有不同的行業在認領不同的領域，操心人們的工資、交通、婚姻登記、打針吃藥與宇宙飛船。文學的容量與廣度，自然可以涉及、涵蓋甚至超出上述所有，但其核心部分、所認領所介入的，恰恰不是事件與物質，而是“精神”、是肉眼所不及的、非物質的部分；是被深深遮蔽起來、被克制或偽裝起來的人性，是屬于靈魂的那一部分——這就是寫作者所獨有、任何一個行業都無法取代的取景器。

　　我相信，在座與不在座的寫作者們，人人都有一個秘密的了不起的“取景器”，這一取景器的層次、遠近、構圖、核心焦點、曝光參照、光圈系數，正是一個作家的眼光與氣象所在……我們用各自的取景器去虛構或非虛構，穿越或架空，寫詩寫童話寫科幻。我們以此對世界進行剝離與淬取，我們像勞作者一樣站在大地深處，果實累累，風景重重，但我們不收割麥子、也不收割風景。我們只收割人性與命運，我們收割人們看不到的、但是讓人疼痛或讓寧靜的那一部分。

　　前不久，我看過一部電影，這部片子獲過65屆諾迦洛國際電影獎最佳處女作金豹獎，這個獎還是蠻厲害的，陳凱歌的《黃土地》、王朔的《我是你爸爸》都曾獲過這個獎。片子的導演宋方，是南京人，全片由她自編自導自演，風格上有著賈樟柯和小津安二郎的揉合，非常像一篇小說，像一個作家的晚境之作。

　　電影這里不多談。想談的是這個片名：《記憶望著我》——記憶望著我，時間望著我，過去的經歷在望著我，讀過的那些書在望著我，最親的親人在望著我，非常遙遠的陌生人在望著我，包括還有我自己，也在不安地望著我——我喜歡這個電影的名字：一個人與他所處的外界是互相張看的。

　　對寫作者而言，這一點似乎更別有深意。寫作者不僅要有“看”的意識，同時要有“被看”的意識；寫作者與其所處的世界是互相凝望、互相寄托、互相成就的。

　　寫作這個行為在起初，都是個人的事，就像曹雪芹、蕭紅或里爾克一樣，你站在河岸的這一邊，苦惱的孤零零一個人，為自己而寫、為記憶而寫；但隨后，你所寫的那些字，則如同射出去的箭，它們在彼岸構成了茂密盛大的景象，它們遠遠大于了你、超出了你，它們構成了外界的一部分。

　　所以說寫作就是如此奇妙，一方面，它被這個世界所提供的復雜所供養著，但文字跟莊稼又不同，它一旦生長出來，就自成體系、獨具強大的審美，創造出一個字紙里的世界。這個世界可能是明媚的，可能是刻意寡淡的，也可能是極盡夸張變形之能事的。但是再怎么千變萬化，各種突破、各種飛翔、各種創意，我們所創造出的世界與供養我們的世界，仍然是血肉相親、有邏輯關聯與互動作用的。每一個時代都供養并影響著一代人的寫作，而這一代人當中的大師之作也會反過來供養并影響著一個時代。

　　因此上，寫作，是一個人的事；寫作，是一個時代的事。這是并列的兩點。

　　山河蒼茫、文字流淌。在我們之前，一代又一代的寫作者通過這種“互為鏡像”的方式記錄了他們所處的時代、在紙上創造了偉大的王國�，F在，要看我們的了——這句話好像聽起來蠻勵志的，其實也不是，因為寫作不需要勵志、也無法勵志。寫作者最常態的情緒就是焦慮、疑惑與困境。我方才所說，也都是我在困苦中的零星想法，或者正確得中庸，或者多有偏見與謬誤，但這并不是最要緊的。對寫作者來說，說得對與不對、想得明白與不明白都是可以的，因為最重要的只有一個、唯一的一個：他(她)，寫下了什么。

　　寫作，才是我們對世界發言的方式——與諸位共勉吧。讓我們寫、繼續寫、不停的寫、馬不停蹄地寫、野心勃勃地寫。

　　魯敏，女，1973年生，江蘇代表團代表，小說家。江蘇省作協副主席、南京市作協副主席。代表作品有小說集《九種憂傷》，長篇小說《六人晚餐》。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