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在同一時代之中

　　在這樣的盛會上發言，我既感到光榮，同時也感到困難，我說什么好呢？照理應當說些鼓勵的話，可又覺得我自己才是更需要鼓勵的，寫作了這許多年，難免會感到疑惑，時常問自己，寫作究竟是為什么？寫作又究竟是什么？寫作的越久疑慮越深。最初時候的猛進，在日復一日的勞動中消退，單純的激情也在平息，隨著操縱這一職業的熟練，創造的欲望也在降低，仿佛得了職業病，就像王蒙老師在他的小說《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里，那個資深的布爾什維克劉世吾說的：“炊事員的職業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順便說一下，生活中的劉世吾真是多，隨時可遇。寫作者也有職業病，我想就是虛無主義，我們終日都在思想和表現，生活應該是什么樣的，人應該是什么樣的，我們用文字在紙上企圖建立一個虛擬的世界，結果是將自己都變成虛擬的了。在這個離開年輕卻又沒有完全覺悟的年齡里，實在是低沉的，讓一個沮喪的人來鼓勵你們，能說出什么有力量的話呢？

　　那么，就談談我的經驗，是不是能對你們有所貢獻，這個主意卻帶來新的困難。我們的經驗看上去果然是與你們的很不同，但不同的這一部分很可能會使我們像個“九斤老太”，想想自己年輕的時候，對年長者說話多么不耐煩啊，“陳谷子，爛芝麻”就是用來形容老經驗的，反過來，“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的說法，且像是一種恐嚇，脅迫著人們來聽自己絮叨，我也不希望變成你們討厭的人。而在另一方面，我們的經驗其實和你們的似乎也沒什么大不同的，無非是挫敗，迷茫，焦慮，犯錯誤。情節和細節也許不一樣，可內里的實質卻是相近的。有一部青春片的名字很有意思，叫作《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那些年”三個字取消了所有時間上的差異與隔閡，真是的，誰沒有追過或者被追過呀！這個話題就也被否掉了。

　　然后，或者，我們一起來討論討論寫作的技術問題，就是說，怎么才能寫成一篇好作品，在我，就是好小說。這些年，我在復旦大學中文系開課教授寫作實踐，積多年的教學，大概可以說些什么。然而，在這里我不得不向大家坦陳，真正的寫作是無法教和學的，小說課堂更多的是施加某種影響，使學生們對文學建立信任和親近，這也是我所認為的文學教育。我從沒有期待課堂上誕生一個作家，因為作家是需要天賦的，當然，有了天賦還要刻苦用功，但刻苦用功不也應當算在天賦里面的嗎？和任何一種天賦一樣，寫作自有它特殊的需要，它要有超凡的想象力，就是我方才說的，想象生活和人應該是什么樣的；而這想象又不能太離譜，不能將生活變成神話，人變成超人，生活還是生活，人還是人，所以，就要有對生活和人深刻的認識；接下來，我們要把想象中的生活、人化作文字，文字是一樁神奇的物質，它平凡到家用的流水賬都是靠它記錄，它又高深到哲人用它來建立著述，一方面它具體到日常的應用，另一方面它又是如此抽象，你說為什么一撇一捺要叫作“人”，“人”字攔腰一橫要叫“大”，“大”上再一橫則是“天”，“天”這個字就復雜了，不止是指實有的“天”，還指向自然大塊的規律法則和約束。這就是寫作者的工具，不是以手的靈巧，而是以心和腦的靈巧，不知經過多少時間的進化最后僥幸得到的才能，從何教起呢？

　　盡管有這許多為難，可是既然已經站在了這里，我就必須將發言堅持到底，我能不能談些感想？在今天的日子里，很自然地讓我想起多年前我參加青創會的情景，那是一九八六年末或者一九八七年初，開幕之前，在工人體育館舉行一場文學晚會，由我們自己發起和組辦，總導演是張辛欣，她寫作的《同一地平線上》引起極大的反響，現在她定居在美國，但還繼續著漢語寫作。記得開場部分是三代作家亮相，第一代冰心先生以一束追光象征性地到場，接下來是張潔，她可說最早恢復個體在文學里的合法地位，開啟新時期文學又一重帷幕，第三代的代表，就是我們中國作家協會的鐵凝主席，她是知青作家中間最年輕的一個——晚會中，而知青作家則是八十年代的年輕人。看起來，人和事還是在變化，而且變化很快，可作家不是永遠都在跟蹤著變化中不變的，我們稱之為“永恒”的性質！那一個晚上的年輕人已經不再是年輕人，常常會有人說：我是讀你們的書長大的。這話一方面讓人感慨時間過去很快，都有人看著我們的書長大了，另一方面呢，又覺得事情并不應該如此，因為傳統并不是在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形成的，它不止是一本或者幾本書，而是一脈思想，“讀著長大”的應該是更久長深遠的作家和書，比如曹雪芹、比如托爾斯泰、比如魯迅，那也是我們正在讀著并且成長著的。事實上，我們和你們，是在同一個時代，呼吸著同一個天空下的空氣，經歷著同一個歷史，用當年的總導演張辛欣的說法，就是在“同一地平線上”，創造著同一種傳統。那一年的青創會，在我個人還發生一樁重要的事件，那就是與蕭軍先生見面。在一個晚宴之前，有人領我去見蕭軍先生，在場的還有駱賓基老師。重要的不是和老師們說了話，又得了他的簽名本，而是面前的人，是和蕭紅共同生活，互相參與命運的人，是親耳聆聽過魯迅的教誨，扶過先生的靈柩的人，是“五四”新文學發軔的親歷者，我們今天所寫作的小說，自然有中國小說的影響，但更是得“五四”啟蒙主義的精神，是他們，將中國小說從《海上花》《目睹二十年之現狀》《何典》等等，對現實的沉溺中引領到人生和理想的嚴肅面對。和蕭軍先生面對面，分明是在經歷著一個歷史，隱藏在日常生活后面，卻提升著日常道德原則的歷史。今天，不僅是蕭軍先生，駱賓基先生，連同輩人史鐵生也成故人——史鐵生，在那個文學晚會上也沒有到場，他覺得坐著輪椅上臺也許挺有舞臺效果，但這樣的戲劇性，不合乎他的也是文學的本意，所以只是播放了事先的一段錄音，他的話我還記得，意思是歷史承擔了責任，路還是要我們自己走，八十年代正是一個批判和反思的年代，他提出了自己的責任。史鐵生走了，還有路遙，鄒志安，王小波，陸星兒，趙長天……我們這一代的人都有人進了天國，可是還沒有來得及建立一個傳統，所以，千萬不要再說“讀你們的書長大”的話，我們的書并不足以使你們長大，再有二十、三十年過去，回頭看，我們和你們其實是一代人。文學的時間和現實的時間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據思想的濃度，思想的濃度也許又根據歷史的劇烈程度，總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還要依憑于價值，我們還沒有向時間攫取更高的價值來提供你們繼承，所以，還是和我們共同努力，共同進步，讓二十年三十年以后的青年能真正讀我們的書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