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青創會代表徐懷中：“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1956年3月，27歲的徐懷中由昆明北上抵京，參加第一次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當時，他是昆明軍區政治部文工團的一名研究員，因為寫出中 篇《地上的長虹》等而小有名氣。對于一個癡迷文學的青年來說，能被點名參加第一次“青創會”，徐懷中覺得“特別了不起”，他說，“部隊里好多人都想來，大 部分都沒爭上名額，心里很不舒服，也有不服氣的。”

　　那半個月，位于北京交道口的炒豆胡同變得熱鬧起來，從全國各地趕來的青年作者們都住在這兒，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成了家喻戶曉的作家，鄧友梅、劉 紹棠、瑪拉沁夫、從維熙、林斤瀾、陸柱國等都在其中。就在大家忙著招呼致意、互相攀談的時候，徐懷中卻四處打聽哪里有打字社。他著急，要把包里厚厚的一沓 手稿變成鉛字。這沓手稿，就是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們播種愛情》。后來，這部25萬字的作品被看做是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第一部以西藏人民生活為題材的長篇 小說，引起了很大反響。

　　1956年的那次會議留給徐懷中的，恐怕就是“忙碌”，甚或“緊張”。 他至今都記得，南長街的那家小打字社里，所有打字員都停下手頭的活計幫他趕工。“就這么折騰了好幾天，終于完成了。我把書稿整理好，寄給好多人看，讓他們 提意見。當時寄給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些老編輯；寄給我在部隊的領導馮牧先生，他很重視培養青年作家，發現了一大批有才華的年輕人，名氣比較大的有白樺、 公劉等等；還有就是寄給我愛人，從我們結婚前，她就是我所有作品的第一個讀者。”

　　小說先是在《解放軍文藝》連載，后由青年出版社出版。葉圣陶看到這部作品后，寫了一封長信給徐懷中，之后又列了一個長長的單子，詳細指出哪些詞 句用得不妥當。“那些老作家對我們青年作者的關懷真是讓人感動，我跟葉老素不相識，也沒什么交往，他當時那么認真地閱讀我的作品，給我提修改意見，真是很 難得。我一直很遺憾直到他去世我都沒能登門拜訪。”

　　徐懷中不緊不慢地回憶著往事，幾十年前的細節歷歷在目。第一次“青創會”的會場設在北京飯店，許多老作家被請來做報告，大家聽得若有所思，討論 得煞是熱鬧；老舍等來跟青年作者們聚會、聯歡，大家爭著往前擠，想跟他們說句話、握握手；出版社、報社的人整天往會場跑，忙著采訪、約稿……那時候，文學 是人們心中不滅的火光，點亮了每一個黯淡的角落，也因此，在當時的青年們看來，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現在回想起來，50年代可以說是一個黃金時代。青年人的思想都很簡單、很單純，對生活充滿熱情。國家也很重視文學，部隊給了我們很大的創作空 間，基本上你寫什么都行。當然，那時候生活和創作的條件都很艱苦，我們都是業余時間搞創作，晚上亮一盞小油燈，一刮風，紙上全是沙子。但也就是在那時，我 寫了5個短篇、1個中篇、1個長篇和1個劇本，算是創作的一個小高潮。1956年到北京開完會沒多久，我就加入了中國作協，這對我是很大的鼓勵。”

　　沒有人總是提“生活是創作的惟一源泉”，但他們的青春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同國家的建設、人民的苦痛融合在一起。上世紀50年代，徐懷中作為工兵部 隊的一名連隊指導員赴西藏支援邊疆建設，修建從西康到拉薩的康藏公路。部隊駐扎在昌都附近，周圍高山環繞，海拔5000多米，晝夜溫差極大，早上醒來頭發 常常被凍在帳篷上，他就用手把冰敲碎，然后再起床。沒有人覺得辛苦，一切都順理成章。他說，自己在西康到拉薩的所有農業技術推廣站都住過，學會了開拖拉 機，播種，收割。“我們真是把年輕人對西藏那片土地的感情一同播種了下去，所以我的小說題目叫《我們播種愛情》。不是下去隨便采訪幾個人，在一個地方待一 待，就能寫出個東西來”。從拉薩回昆明的路上經過一個書攤兒，他湊上前去，瞥見一本書有些眼熟——是他的《地上的長虹》，他一高興，索性全都買下來。可 能，攤主到現在都不知道，那個大方的年輕戰士正是小說的作者。

　　眼下，84歲的徐懷中與夫人安靜相守，他的主要精力還是都花在創作上，“還想寫一本書，但有些猶豫、糾結”。怕時間不夠用，所以格外惜時。我 問，能不能對現在的青年作家說些什么。他略作停頓，幾分為難：“說實話，我對青年作家的創作缺乏整體把握，所以，怕說得不合時宜，顯得故作姿態。”再問， 能給部隊的作家提點建議嗎？又擺手：“年齡大了，又沒有時間細讀別人的作品，就不建議了吧。”他固執的“不配合”里流露出率真和自然。

　　我理解他不愿多說的思忖，便請他以自己的文學感悟作為結束。本來輕松的話題卻壓力重重，他左思右想，最終留下這樣幾句：“這輩子經歷了太多事 情，年老之后，許多想法與之前相去甚遠。像我這樣的老人家，重要的不是再去學多少東西，探索什么新的路子。重要的，是剝離掉原來的一些陳舊觀念，剝離得越 干凈，越可能寫出新的、有鋒芒的東西。我仍然需要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擺脫這么多年來形成的有形無形的文學上的禁錮，回到文學的規律上去，回到藝術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