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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降,華文文學界掀起一股懷舊熱潮。內地“上海懷舊”與1984年初興起的“文化尋根”一衣帶水;“港式”懷舊則在“回歸”與“集體回憶”等關鍵詞的輻射之下,體現著更為深層與獨特的歷史建構。
馬爾科姆·蔡斯(Malcolm Chase)在《懷舊的不同層面》一文中﹐分析了構成懷舊的三個先決條件:第一﹐懷舊只有在有線性的時間概念(即歷史的概念) 的文化環境中才能發生。第二﹐懷舊要求“某種現在是有缺憾的感覺”。第三﹐懷舊要求過去遺留下來的人工制品的物質存在。如果把這三個先決條件并到一起﹐我們就能很清楚地看到懷舊發生在社會被看作是一個從正在定義的某處向將要被定義的某處移動的這樣一種文化環境中。
其中﹐蔡斯非常明確地提及“時間概念”與“有缺憾的感覺”作為懷舊的前提。就香港這座城市而言﹐這種“歷史匱缺感”無疑成為所有懷舊文本最本質的建構元素。
香港作者李碧華在作品《胭脂扣》中勾勒出上世紀30年代香港的盛景,卻以此表達自己對舊日強烈的迷戀:“說得玄一點﹐對于30年代﹐我有一種 ‘來過了’的感覺﹐所以特別熟悉。說得不玄一點﹐就是我特別喜歡那個時空——那是中國開始繁華的時代﹐中西交流剛起步﹐戰爭還沒開始﹐就像一個美麗的夢境﹐人們特別懶散﹑優雅﹑綺麗。但是一切不過10年就消失了。”
李碧華是“港式”懷舊的代表人物。梁秉鈞曾提及“整個懷舊潮是李碧華帶起的”。對于懷舊的理解與她小說的歷史意識息息相關﹐雖則其作品中灌注了不少愛欲與奇情元素﹐但對于時代的今昔過往與在地的變遷﹐亦表現出一種強烈的切身敏感﹐《生死橋》《霸王別姬》《秦俑》無不如此。李碧華1987年完成《胭脂扣》,從她自己的作品譜系審視,是一脈相承的,然而,又是適逢其時。上世紀80年代以降,香港出現的全民性懷舊情結,與其獨特的歷史與文化背景相關。就這一點,趙稀方在《小說香港》中指出,香港原是個政治冷漠的地方,在文化身份上任由英國與中國的國族敘事加以構造,但自80年代初中英談判開始后,香港現有殖民地身份的消失,忽然喚醒了港人的本土文化意識﹐于是有了大量的重構香港歷史的“懷舊”之作。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為香港社會文化格局的變遷帶來深遠影響。而這種影響于文學場域的體現﹐無疑十分明顯與直觀。香港進入了為期12年的回歸過渡期。這一過渡不僅是政治﹑社會形態的過渡﹐更促發了港人對于自我文化身份的探究。不少本土作家﹐則直接以此為節點﹐構建了多元而豐厚的“舊香港” 版圖,企圖由歷史的脈絡尋找“家城”的文化/政治歸屬。而城市/歷史/后殖民論述等多重元素的相互交迭與碰撞﹐也為此類文學作品造就了微妙且獨特的文本氣質。
《胭脂扣》無疑在“本土意識”的覺醒及“文化身份”的找尋兩大主題上,表現得自覺而清晰。“九七”將至﹐作家在小說中頻繁表達重塑香港文化身份的欲望。借“過去”向“現在”發言。小說開篇﹐來自上世紀30年代的名妓如花,請記者袁永定幫她登廣告尋人。袁問她:“你是大陸來的吧?”如花的回答是:“不,我是香港人。”
彼時香港正處于人口格局流動頻繁、變動不居的階段,尚未建立起確實的本土觀念。如花將“香港意識”的淵源追溯至50年前。其中包含了對當下的提醒與對香港性“集體回憶”正名的意圖。而當如花對袁講述其親歷的西塘風月史時﹐后者表現出現代香港人延續已久的歷史無意識與政治冷感。在時勢更迭之中,由集體至個人,香港終于開始感受到歸屬茫然之痛,而借由前者以“過去”為基點去建構歷史而建立彼此的文化身份。
“那是我們的大限,那時我們一起穿旗袍、走路、坐手拉車、抽鴉片、認命。理想無法實現,只得寄情于戀愛。一切倒退50年。那時來才好呢,比較適應。”在典型的世紀末情緒中﹐“大限”表現出的是對盡頭不安而手足無措的感覺。而“50年”亦成為小說中不斷浮現的敏感字眼。不滿現狀﹐對前景又充滿疑惑與恐慌,“戀愛”則成為拯救恐慌與焦慮的救贖。由于對未來前途渺茫﹐只有寄情于“懷舊”。“懷舊”亦由此成為一種紓解壓抑、提供慰藉的途徑﹐在《胭脂扣》中,涉及上世紀30年代與80年代,筆觸各異。前者繽麗奢華,而后者則清冷單調,暗淡無光。這其中無疑表現出作者刻意將“新”與“舊”交織比對的用心。張旭東曾提出“移情設計”的概念,“(懷舊)將當下的情境投射到歷史年代中,達到一種歷史經驗的非歷史性的重組”。在這一敘述脈絡中,歷史被精巧地重構,而這些被選擇后的歷史切片因為懷舊意識的推動輻射至當代,達成歷時與共時層面雙重的肯定。而其傾向表現為:透過美化和肯定過去的記憶和生活內容,或逃避、或反省、或攻擊現實處境的種種缺失,因此,過去的生活片段無論怎樣艱苦,都變成了黃金歲月。其次,是透過對自己歷史與身份的追索和尋認,冀求能對混亂的現狀理出頭緒,并能有所了解。值得注意的是,面對預見中的強烈時代震蕩,李碧華并非從“大”處著眼,而是將故事建構于無關宏旨的女性——名妓如花的講述。除去濃郁的懷舊風味,其“歷史”意識建立于對“風月史”回憶的基礎上。恰是“大敘事”之外的這段“小歷史”,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香港敘事”在講述策略方面所采取的邊緣性位置。作者通過大量的調研與考據,對上世紀30年代風月場的細節極盡鋪排﹐構筑成完整的文化時序系統;同時展現了香港的民間歷史資源與官方歷史之間的關系﹐并非僅是拾遺與修補﹐甚至達到了覆蓋性的重述。而“風月場”作為一種相對獨立的文化運行空間,其在敘事方面的優勢也隨之而來。
陳思和將“民間”概念釋義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已經出現,并且就其本身的方式得以生存﹑發展,并孕育了某種文學史前景的現實性文化空間”。民間文化形態作為歷史存在,具有自己的敘事傳統與獨立的話語系統。甚而表現出與廣場、廟堂三分天下的文化價值取向,雖則在正統敘事前以弱勢形態出現,但總是在一定限度內被接納,并表現出最基本的自由審美風格。
正是出自“民間”的另類歷史形態,出其不意令“現代”香港人擺脫了延續至今的歷史無意識,借由“過去”建構歷史而建立文化身份。當如花對袁講述歷史,袁永定在慌亂間說:“如花,我什么也不曉得,我是一個升斗小市民,對一切歷史陌生。當年會考,我的歷史是H。”這表達了現代香港人對正統歷史的淡漠與規避。而在幫助如花尋找十二少的過程中,永定查找《香港娼妓史》、30年代品評風月的《天游報》,聽如花憶往昔舊夢,卻由此令一段在中英敘事板塊的夾層之內、內容實在且自成一統的香港史重見天日。而在這一歷史的建構過程中,“舊物”成為一根引線,將有關“小歷史”串連成一體。“物”無疑成為重構“在場感”的基石。
作家董啟章的小說《永盛街興衰史》(1995)無疑將這一點處理得出色且不著痕跡。董啟章在文化身份的探討上,歷來有充分的藝術自覺。由早期的《安卓珍尼》《雙身》對個體生理/社會心理認知的普適性剖析,至晚近“自然史三部曲”沉浸本土寄托的家族書寫,作家以別開生面的方式實現了對人與城市的描摹。
《永盛街興衰史》是一則有關“失去”的文本嘗試。小說講述了一位海外專業人士“我”(劉有信)作為移民,回歸前回流香港,入住“祖屋”,開始研究永盛街歷史。然而“翻開1993年的香港街道圖,已經沒有永盛街這個名字……我驚訝地發現,永盛街已經消失了”。小說中不斷強調永盛街在文本記錄中的“消失”:“當我在燈下打開《香港歷史影像》第34頁,那幀永盛街牌樓的照片卻不見了,紙頁上只剩下一個剪得整整齊齊的長方洞兒。”頻密的“消失”意象與懷舊氛圍的交融﹐暗示了某種邏輯聯系。
小說以30年代的小報《探路燈》所登載《永盛奇葩》一文開篇,并以“南音”《客途秋恨》一曲的歌詞貫穿于“我”追尋香港歷史的現實過程,形成過去與當下的互文交織。永盛街的文本“消失”成為了“缺憾感”的來源。同時,與之相關的物質存在,則以文字與實體兩種方式穿插于文本之中。而當舊物與現代元素交迭——當女友阿絹穿上祖母的旗袍,竟然在瞬間激起了“我”的情欲。當下與歷史的纏繞由此形成了窺視主體的欲望——對于自我文化身份的尋根與重塑。小說也正以隱喻的方式對回歸前香港殖民地處境做某種總結甚至反撥。
董啟章創作的另一部小說《地圖集》(1997)的副標題為“一個想象的城市考古學”,更坐實了以文字重繪香港地理,將城市歷史空間化的文化意圖。“地圖本身就是一種取替,而地圖繪制就是一種取替的過程。不論以目的論還是實用論去理解,也不論地圖是以多科學和精確的方法制成,地圖也從來不是實存世界的模擬,而是實存世界的取代品。”(《地圖集·理論篇》)以地圖為眼,想象﹑考古﹑實證﹑虛構也因此在文本中模糊了界線﹐而傳統小說的再現功能也以解構而代之。
作者在小說中寫道:“虛構,是維多利亞城,乃至所有城市的本質;而城市的地圖亦必然是一部自我擴充﹑修改、掩飾﹑推翻的小說。”換言之,借由“虛構”,作者實現了對這座城市的“重構”。而所謂“真實”及其所暗含的話語指涉(如歷史、文化乃至意識形態等),也同樣因為虛構而消弭殆盡;在形式上,小說分為“地理篇”、“城市篇”﹑“街道篇”和“符號篇”。虛構成為串連文本的主線。然而,文本中又不斷輔以真實的文本數據,包括地方志與史料。與虛構敘事混合,形成虛實莫辨的格局,點明城市建構的實質。
在“維多利亞之虛構1889”一節﹐作者提到1889年城市地圖上的虛線所指代的符號內容——代表著填海之后城市的未來風貌。作者表示,一座城市是在地圖上以不斷的虛線建構出來的,“一方面它是未曾存在的,是虛的;另一方面它卻是正在構思和將要建成的”。小說文本的考掘意識在于將香港的今昔信息穿插于互不相屬﹑卻駁雜滲透的史觀空間內,懷舊意味在“虛實相間”的城市空間查考過程中變得層次多元;與之相關的物質考掘也更注重其符號學象征意義的強調,勝于對實體的歷史文化價值的彰顯。然而,李碧華與董啟章的小說及相關電影作品中,《客途秋恨》作為粵文化的懷舊魅影,在文本敘述中氤氳不去。可見,無論在何種時態的文化觀照與詮釋下,“舊”元素的棲息、重現與重建都將周而復始地延展與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