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時代，批評何為？

洪治綱

　　近些年來，文學批評似乎已陷入“群毆”之境。翻開一些報刊，但凡論及批評現狀的文章，十之八九都充滿了譏諷、憤懣和斥責，認為文學批評早已墜入“風塵”，甚至令人“恐懼”；　有作家甚至直言不諱地說，自己絕不再讀某些報時，因為它們所發表的批評其作品的文章令人無法接受。面對這些尷尬的情形，我也一直在思考：文學批評究竟在哪里出了問題？以至于誰都可以找個理由，氣宇軒昂地踹它幾腳？

　　天生瑜，何生亮？

　　文學批評之所以讓人如此不滿，依我的看法，很大原因在于信息時代的迅猛撲來。我這樣說，好像有些“屁股不正，責怪板凳”的歪理之嫌。其實不然。按照麥克盧漢的說法，媒介即信息。言外之意，媒介越發達，信息傳播就越豐富。如今之所以被稱為信息時代，一個關鍵的原因就在于，媒介已進入電子時代。電子媒介的出現，無疑是劃時代的。它瞬時即達。它無孔不入。它僅用低廉的成本，就可以實現海量信息的發布。它讓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信息發布平臺。它的傳播是一對N式的無限擴散。

　　仔細想想電子媒介的這些特點，幾乎每一個都很人性化，都充分體現了技術主義對人本主義的傾力支持。所以，我們很高興。所以，如今我們已將很多生活的選擇權交給了媒介。媒介說，牛奶出問題了，我們就不喝奶；媒介說，房價要漲了，我們就如坐針氈；　媒介天天在發送各種吹牛的廣告，我們都不信，但是，當我們買一瓶洗發水或一雙皮鞋時，還是會看看牌子，并在潛意識時認同這樣一種慣性：這個牌子好像做過廣告，應該是可選產品。這就是媒介，以各種方式規訓著我們的媒介。它導致我們的生活正在發生一種內在的變化，即感性生活的膨脹，理性思維的衰退。很多人都不愿承認，但事實就是如此。越來越多的人依賴網絡和電視，不喜歡書本，因為書本是靜態的、理性閱讀的載體，而網絡和電視是動態的、不斷刷新或更換的信息載體。報紙也在極力迎合這一趨向，標題越來越大，圖片越來越多，文字越來越少。人與媒介之間，開始進入一種感性文化的循環狀態：媒介大量制造各種感性的、一覽便知的信息，其受眾面就越廣；躺在信息溫床上的人們，也就越來越不愛理性的思考，不愛詳盡的文字述說。

　　這個怪圈直接沖擊了文學批評。因為批評畢竟是一門藝術科學，需要說理，需要分析，需要比較，然后才能做出判斷。它是一種高度理性化、專業化的藝術實踐，盡管它也需要藝術的直覺。這也就是說，文學批評所仰仗的理性法寶，與媒介的感性需求是格格不入的。試想，有多少人愿意在網絡上認真閱讀一篇長達萬字的評論？有多少報紙又愿意發表那些分析透徹、論述有據的評論長文？讀者沒耐心，編輯沒耐心。當一部作品出版之后，當一種文學現象出現之后，媒介需要的就是判斷：好或不好。即使需要一些理由，也只能三言兩語，意不能盡。

　　所以，我們通常在媒介中看到的文學批評都是法官式的判斷。簡單，草率，吊人眼球，讓人噴血，卻難以引人思考，更無法讓人信服。究其因，一方面是媒介受制于大眾，不得不迎合大眾的感性化精神訴求，力避那些理性化、專業化的信息；另一方面是文學批評受制于專業要求，理性化非常鮮明，分析和闡釋都必不可少。

　　面對這種錯位，我們只能仰天喟嘆：天生瑜，何生亮？！

　　應運而生的“媒介批評”

　　面對這種感性現實與理性專業的沖突，平而衡之的辦法并非沒有。無奈的是，這種辦法不是批評家說了算，而是媒介說了算，因為這是信息時代，媒介就是“老大”。用鮑德里亞的話說：“媒介構成了新的、巨大的生產力，并遵從著生產力的辯證法。”這個特殊的生產力所遵循的是個什么“辯證法”？按鮑氏的說法，它主要是通過各種隱秘的信息配置———包括“對世界進行剪輯、戲劇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當成商品一樣進行賦值的信息、對作為符號的內容進行頌揚的信息”等等，在看似雜亂無章的過程中，以其“有條不紊的輪換強制性地造成了唯一的接受模式，即消費模式”。

　　也就是說，媒介在現代社會中充當的角色，就是利用信息的不斷編碼，在吸引大眾接受的過程中，制定出符號自身利益規則的文化消費模式。在這種情形下，媒介說，那些專業化的文學批評動輒長篇大論，又沒幾個人讀，應該讓它改變一下。于是，“媒介批評”應時而生。

　　什么是“媒介批評”？我的定義是，它主要指報紙、流行雜志、電視、網絡等現代媒介中出現的、適應于大眾文化的、短小而通俗的文學批評。它摒棄了傳統文學批評的系統性、邏輯性和建設性，強調批評的即時性、淺俗性。有些學者還認真地對它進行過思考，甚至將這種批評的主要特征歸納為九種：新聞性，事件性，隨機性，暫時性(非歷史化)，青年性(亞文化性)，尖銳性(攻擊性、挑釁性或批判性)，宣泄性，普及性(大眾性)。盡管這種歸納并不一定全面，也不一定科學，但還是很有道理。

　　既然“媒介批評”是受控于媒介的批評，那就必須遵從媒介的消費理念和傳播模式。于是，我們看到，這類批評幾乎不可避免地呈現出感性化和平面化傾向。它們不強調理性的評析，也不追求闡釋的科學性，更多地依賴批評者的主觀感受，在一種平面化的描述過程中完成批評的過程。這種感性化和平面化的追求，從某種程度上說，折射了信息文化對傳統理性精神的抗拒或消解，當然也使建立在理性之上的文學批評的科學性受到顛覆。

　　商業化：文學批評的嘉年華

　　信息即媒介，媒介即消費，在這個環環相扣的邏輯鏈中，消費才是最終的目標。無論何種媒介，必須通過信息的廣泛消費，才能獲得生存和發展，這是人所共知的。媒介在信息編碼過程中不免會考慮商業利益。出版商們當然看到了媒介的這一“特殊功能”，所以他們常常會不惜巨資投入這類“軟廣告”，其常用方式就是約請批評家撰寫吊人眼球的短文，然后在媒介中集中推出。所以，有人戲稱某讀書報已經成為“賣書報”。

　　對此，肖鷹曾不客氣地說道：“媒體化批評家們在媒體的統一體制規定下，集體閱讀、集體思考、集體發言。媒體化批評家不再發現，而是沿著媒體預定的文化路線跟進；他們不再思考，而是按照某種既定的主旨發言；　他們不再判斷，而是對規定的判斷添加表現‘個人批評風格’的修辭。”這話說得有些極端，但也不無幾分道理。事實上，確實有不少文學批評常常以“嘉年華式”的聚焦方式，配合著出版商或相關的利益集團，精心制造一個個文化消費符號，而不是提供種種富有魅力的審美發現。它不再關注批評本身在審美創造上的愉悅，而只關注批評的商業效果和利益收成。

　　文學作品的爆炸式增長

　　信息時代的一個重要信條是：開放、迅捷、平等和自由。這個文化信條看起來很人文，很現代，但它同樣也有自身的局限。就文學而言，它的局限之一，就是驅使文學創作由精英化逐漸走向大眾化和多元化，作家的審美追求也變得繁蕪駁雜，從而導致文學批評對評析對象的選擇變得愈加艱難，批評主體的個體創造和價值評判尤為不易。

　　在紙媒時代，人們主要是以書面文本作為批評對象。一方面，紙媒時代的書面文本，一般都經過了出版機構的精心粼選，經過了較為謹慎的審讀與編輯過程，從某種程度上說，已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藝術甄別；另一方面，靜態而穩定的書面文字，也決定了人們在選擇批評目標時，可以時刻保持客觀和理性的思維，從而在批評對象的甄別過程中，能夠做到更為全面和科學。因此，在這種歷史環境中，批評家對批評對象的選擇，擁有相對集中的、可控制的范圍，而且能夠從容地發揮批評主體全面而又客觀的理性精神和全局性的眼光。

　　而在信息時代，人們面對的不僅僅是靜態的書面文字，還有大量動態性的網絡文字。尤其是網絡文學的出現，使批評主體在有效選擇批評對象時，增添了很大的難度。可以說，任何一個批評家，要想把握當今的文學發展整體格局，幾乎是不可能了。

　　娛樂至死：信息文化的征兆

　　在《娛樂至死》一書中，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曾經指出，現代媒介最為主要的功能就是娛樂。娛樂主宰一切。在娛樂或享樂原則面前，人們成為一種日益膚淺、浮躁的消費主義者，不僅喪失了消費自主能力和批判鑒賞能力，而且容易喪失植根于文明傳統最深層的羞恥心。媒介經營者極端化的產業意識和經營理念為娛樂業開辟了較為寬泛的生存空間，極大地促進了娛樂業的繁榮和昌盛。信息產業和娛樂業構成巨大的產業鏈，緊緊地利用和壓擠人們包括大學生的業余時間。

　　所以波茲曼無可奈何地說道：“這是一個娛樂之城，在這里，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在波茲曼看來，造成這種結果的關鍵因素就是現代媒介，“如果沒有用來宣傳它們的技術，人們就無法了解把這一切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就是說，正是現代媒介憑借其強大的現實滲透力，才使娛樂化火借風勢，在人類日常生活里大面積地蔓延。

　　人民需要娛樂，所以媒介也就甘當娛樂的先鋒和旗手。將一切嚴肅的、理性的東西，進行娛樂化處理，這也是信息時代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這種娛樂化的追求，不僅使文學寫作走向了游戲化和娛樂化，而且也使文學批評呈現出非常突出的大眾化和娛樂化的特點：既迎合廣大受眾的娛樂需求，又實現了自我宣泄的審美體驗。它導致了批評主體越來越走向極端，越來越注重喧鬧，追求所謂明星化的“做秀”效果。

　　批評何為？

　　我再一次申明，我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對信息時代也一直秉持歡迎的姿態，雖然我也明白，無論誰歡迎不歡迎，都必須接受它。的確，從客觀上看，信息時代正在對我們的生活產生本質性的影響——從生活方式、生存觀念、人際倫理到思維方式，都將不可避免地出現深刻的變化。只是我們大多數人置身于這一巨大的轉變之中，正在貪婪地享受著它所帶來的諸多便捷，尚未深切地體會到這一變化所帶來的后果，更不清楚它將對一些人文科學產生何種影響。

　　文學批評之所以遭人詬病，當然也還有其他的原因，譬如日趨復雜的人際關系，批評家個人的專業素養等等，但信息文化的潛在規訓是一個重要因素。因為它在彰顯人類感性生活的同時，有意無意之間，壓縮了人類理性思考的空間。從西方文化的發展來說，這里面有它自身的邏輯，畢竟數百年的啟蒙，使他們已進入“工具理性”的陷阱，成為“單向度的人”，所以來一下后現代，反中心，反理性，重塑感性生活對于生命的意義，確實無可非議。

　　問題是，我們的啟蒙時斷時續，還遠遠沒有完成，也來追捧后現代，反中心，反理性，就有些問題了，而且也有些滑稽了。它導致的結果是，我們的網絡中，暴民極多；反智主義的現象屢見不鮮；　大家一娛樂就狂歡，一狂歡就放縱，道德底線很容易被踐踏。在這種文化環境里，批評何為？我的想法是，讓批評回到它的理性軌道中，回到專業化的學術空間里。批評就是批評，它是批評家與批評對象之間的心智交鋒，是專業讀者的話語交流，沒有必要整天與媒介勾肩搭背，乃至擁抱親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