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文學現代轉型的背景、方式和意義

　　新時期以來的報告文學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旋律一路向前，在30余年的進程中與時偕行，以社會促動和自身探索為推力，實現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體轉型，并反過來以特有的文學力量刺激著社會綜合改革。本文通過對此期報告文學轉型背景和轉型方式的考察，探究報告文學文體及其現代轉型的現實意義，以期為將來時態報告文學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必要的啟示。

　　一

　　新時期以來報告文學現代轉型的發生，與社會改革的牽引力、主體訴求的批判性和藝術表現的自便化密切相關。

　　首先是社會改革的牽引力。

　　十年“文革”結束，特別是1978年以來，國民似乎一下子從昏睡中集體醒來，發現社會問題不僅復雜沉重，而且異常緊迫。在此背景下，“改革”成為了全社會的集體意志。現在看來，新時期以來的社會改革盡管幾經波折，盡管在改革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新問題，但改革意志日漸深入人心，改革的總體方向符合時代潮流。

　　社會生活是文學創作的源泉，這在前哨性文學——報告文學中有著充分體現。改革開放的時代語境，客觀上以動力形式推動著社會的全方位轉型，自然觸及到報告文學這根敏感的文學神經。其中，徐遲的《地質之光》和《哥德巴赫猜想》堪稱改革型報告文學的“啟動盤”。以此為契機，以經濟改革為主題的報告文學很快搶占報告文學的主陣地。就當時創作實際來看，除“中國潮”報告文學大型征文活動和中國改革大潮報告文學叢書《歷史的使命》之外，包括“正泰杯”、徐遲報告文學獎、“505杯”

　　魯迅文學獎等獎項在內的評優設獎幾乎都以反映改革開放的題材為主打內容，徐遲、張鍥、程樹榛、黃宗英、陳祖芬、李延國、徐劍、何建明、趙瑜、蔣巍、李鳴生等報告文學大戶更是以禮贊改革開放以及改革開放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見長。就當時發表的作品而言，《勵精圖治》、《熱流》、《在大時代的彎弓上》、《刑天舞干戚》、《猛士》、《開拓者》、《希望在人間》、《突破》、《崛起》、《國運》、《廢墟上站起來的年輕人》、《時代的弄潮兒》、《省委第一書記》、《時代的明白人》、《震驚世界的廣西農民》、《站起來的農民》、《中國農民大趨勢》、《我們可以稱他是偉人》、《分享張鳴岐》、《沂蒙九章》、《無極之路》、《催人復蘇的事業》、《挑戰與機會》、《全方位躍動》、《奮進之歌》、《光明行》、《特區行》、《南方大廈》、《東部熱土》、《水之東》、《北線風流》、《百戰奇路》、《曹妃甸》、《改革所誕生的》、《在這片國土上》、《走出神農架》、《神州大動脈》、《東方哈達》、《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木棉花開》、《寶山》、《中國新教育風暴》等諸多作品，就是此期涌現出來的“主旋律”作品。

　　新時期以來報告文學對于以經濟改革為中心的社會生活的快速反映，雖然呼應著大時代的宏觀背景，但上述“歌德”式報告文學似乎還不足以顯示該文體在其發展過程中的轉型姿態，因為無論是上個世紀30年代的救亡型報告文學還是50年代的建設型報告文學，其根本基調都是歌頌性的。如此說來，倒是新時期以來廣義的的反思性報告文學特別是其中的所謂社會問題報告文學更具轉型意味，因為它們以反撥的方式有力地推動并牽引著改革事業的負重前行，并以此與過往報告文學兩次浪潮的總體基調形成鮮明對比。由此可見，本文指涉的“轉型”在歷時性層面上包含了兩重對比：一是“新時期以來”與20世紀上述兩個報告文學波峰的對比，二是整個“新時期”前期與后期的對比。

　　就深度和難度而言，改革現已進入攻堅階段，亦即實質上的“不進則退”階段。有學者把當下中國國家社會模式概括為“強國家—弱社會”的關系模式，認為這是一種有別于東歐、南歐、拉美、歐美模式的特有模式，它是改革開放的中國集體經驗在不斷“試錯”過程中適應環境變化而形成的歷史產物。在這個過程中，成績是主要的，但也出現了一些嚴重問題，諸如貧富差距拉大、教育機會不均、安居資源不公、醫患關系緊張、生態危機加劇、腐敗黑洞凸顯等。因此，“從治本的意義上來說，需要不失時機地培育、發展公民社會，通過公民社會來發展國家‘一統整合’之外的另一種解決社會矛盾的新機制”[1]。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說報告文學生逢其時，重任在肩。

　　其次是主體訴求的批判性。

　　作為報告文學的本質特征之一，批判性總是與反思性、否定性以及潛蘊其中的建設意愿結伴而行的。自《哥德巴赫猜想》開始，新時期的報告文學以其鮮明乃至深刻的批判意識健步文壇。可以認為，《哥德巴赫猜想》和《人妖之間》的相繼面世，標志著中國報告文學精神高度的重新確立和批判功能的漸次恢復。

　　報告文學的批判性訴求主要緣于兩大要素：一是嚴峻而顯要的社會現實問題的客體性約定，二是作家個體責任心和使命感的主體性召喚。兩者牽手，合力促成報告文學的批判性品格。與其他文體相比，報告文學特別強烈的現實批判性主要生成于報告主體的內在心性，因此，“三俗”趣味過濃或從眾心理太強的人難以進入報告文學作家行列，至少寫不出真正優秀的報告文學作品。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出現了一批具有一定深度的批判性報告文學，是因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社會背景激發了一批作家的發憤訴求，并由此激活了一批注目現實生活、正視社會問題、指歸美好未來的“拷問性”報告文本，如《命運》、《三門李軼聞》、《中國的“小皇帝”》、《世界大串聯》、《艱難的起飛》、《萬家憂樂》、《國殤》、《神圣憂思錄》、《伐木者，醒來》、《北京失去平衡》、《告別伐木時代》、《西部在移民》、《西部的傾訴》、《淮河的警告》、《汪洋中的安徽》、《黃河悲歌》、《只有一條長江》、《生存與毀滅》、《根本利益》、《為了弱者的尊嚴》、《中國高考報告》、《落淚是金》、《強國夢》、《兵敗漢城》、《馬家軍調查》、《中國農民調查》、《共和國告急》、《昂貴的選票》、《礦難如麻》、《沒有家園的靈魂》、《一個醫生的救贖》、《王家嶺的訴說》、《只有一個孩子》、《世紀之痛》、《老年悲歌》、《中國，車禍之痛》等。或許這些作品的文學性總體上有待加強，某些文本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欲說還羞”的遮掩企圖，但它們在社會性、現實性、問題性、干預性等層面的顯著功能是不容抹殺也無法取代的。

　　盡管“批判”一詞起初具有批閱判斷的中性意味，其中應該包含“好處說好”的歌頌成分，但是毫無疑問，在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均不同程度遭遇異化危機的今天，嚴峻的現實情勢使我們在“好處說好”的同時，不得不特別強調其“壞處說壞”的否定性批判內涵。當然，被迫作出這樣的“限定”無疑是痛苦的，甚至會不時與主流意識形態發生摩擦，但對于那些淺薄乃至庸俗的廣告文學、表揚文學、獵奇文學來說，它們確實已經、正在并將可能繼續侵蝕報告文學這一問題的正義品格，進而對報告文學的整體生態構成嚴重損害乃至致命威脅。鑒于此，有學者指出必須警惕1990年代以來部分報告文學作家的“甜蜜化”寫作傾向。

　　為了有效抵抗“三俗”趣味，防止報告文學的甜蜜化傾向，保持其批判性姿態，重申責任意識、思想深度和寬松環境顯然是必要的。一般而言，責任意識主要包含歷史使命感和現實擔當性兩個基本層面。換言之，一個報告文學作家必須具備對自然、社會和生命負責的主人翁意識。環視生態異化、社會亂象與人生苦難，報告文學作家必須負起舍我其誰的文學道義。思想深度，又稱精神高度，主要涵蓋總體的時代精神和作家個體的精神境界兩個基本層面。毫無疑問，“時代精神”受制于特定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集合體的總體限定，它不僅制約著作家個體思想境界的高下，而且勢必反過來受到由諸個體協同而成的社會群體力量的塑造。縱向觀察，我國的現代化步履確實比較匆忙，造成轉型過程中難免粗鄙之處。正因為如此，報告文學的建設性擔當便顯得分外緊迫。

　　當然，辯證地看，與問題性相伴而行的批判性并不意味著這個社會只有問題，也不是說報告文學只能批判不能歌頌。報告文學可以甚至應該觸及正面世相、英雄人物，也可以敘寫日常事件、平民百姓，但這些事物和人物必須能夠把握住主流，必須具有小中見大、見微知著的典型意義和美學功能，必須盡可能地說明或代表時代的本質和社會的趨向。理想的境界是，將揭露和頌揚有機結合起來。《哥德巴赫猜想》的表層意義是彰顯科技知識分子的科學精神和奉獻意識，而深層結構則是揭示文革的災難性后果。這種境界恰恰體現了優秀報告文學作家勇氣與智慧的統一。

　　第三是藝術表現的自便化。

　　報告文學的表現方式在創作過程中的自便化運作，既是表現對象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所決定的，也是當下報告文學異質性特征的內在要求。事實上，報告文學這種面向生活、犁進沃土、歸屬民眾的文體并不需要所謂的修飾和點綴，恰恰相反，它追求隨物賦形，排斥模式化敘事。不過我們也無法否認，不修飾和反粉飾的內在追求并不等于拒絕各種必要的藝術手法。就中國新時期以來報告文學的集合體來說，其藝術表現的高度自便化有目共睹，并因此成為此期報告文學轉型的重要原因和顯著表征。

　　對藝術創造和文本呈現而言，包括修辭在內的具象性表現手法并不等于整體的文學關懷，但文學關懷顯然不能脫離各種藝術表現方式的具體運作。概而言之，改革開放30年來報告文學的表現方式大體在這樣三個層面展開：一是多向性對話關系的宏觀管控；二是現代視聽元素的互惠式吸納；三是各種必要修辭手段的情境化出場。

　　與生活實體相比，幾乎所有的人際對話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學性，文學文本中的“對話”更是如此。報告文學文本的對話序列與其他虛構性文體有一定的共性，所不同的是，小說等虛構性作品中的“對話”本質上多為作家主體的個人性敘述，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藝術安排”或文學創造，它所依據的主要是“想象性敘事邏輯”，所不同的是作家對于各種人物的對話或獨白設計要盡可能“設想到”不同對象的生活情境和性格特征罷了。紀實性的報告文學則不然，它要求作家直接面對生活，介入現實，貼近對象，按照現實生活中原生性的真實情景以及該情景中的真實人事來進行創作，其寫作的出發點或生長點既是限定性的又是開放性的，決不能由作家一人“說了算”。這表明，在受到客觀現實生活更多限制的情形下，要將報告文學的人物和事件寫得鮮活豐滿、情節安排得有條不紊、結構組合得自足圓融，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全球化時代的到來，社會生活節奏及其總體面貌給人以前所未有的快速感、復雜感，廣大受眾的審美趣味隨之改變，既希望從報告文學文本中獲取盡可能深豐的真實信息，又期待在閱讀之后獲得某種程度上的明晰性乃至方向感。這方面，以《中國的“小皇帝”》、《中國農民大趨勢》、《中國新教育風暴》、《中國知識界大震蕩》、《中國農民調查》、《高考報告》、《落淚是金》、《陰陽大裂變》等為代表的全景性報告文學為我們提供了復式敘事的范例。

　　就非虛構性文體倫理而言，報告文學這種追求“透明”效應的文體應盡量慎用婉曲、夸張等隔離性、陌生化修辭手段，以防遮蔽和阻擋文本的意義呈現和讀者的明快接受。但問題是，報告文學畢竟是文學文體，現代漢語中慣用的諸如比擬、比喻、象征、仿詞、對偶、映襯、對比、反復、頂真、拈連、排比、層遞、回環、反語、設問、反問、警語、雙關等修辭格，都可以適當地運用于寫作過程，以期增進作品的審美效力，增強接受活動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除上述狹義的文學修辭手段外，廣義的文化修辭還應該包含這樣幾層涵義：所有人際對話、復述、轉述等構成的日常生活修辭；所有書面化的語體修辭；所有藝術形態中對于包括人類心靈在內的社會生活的反映性修辭。《哥德巴赫猜想》、《紅與黑》、《發射將軍》等之所以成為新時期報告文學典范，正是因為運用了廣義的文化修辭特別是適當運用了狹義修辭手段的結果。

　　新時期以來報告文學藝術表現的自便化傾向，有效地打破了既往的文學霸權主義，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報告文學的寫作生產力。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注意到，這種自便化追求在推進作家的個性自覺和文體演進的同時，客觀上也鼓勵了某些不適當的非報告文學因素的滋生。由此看來，一方面應該尊重并鼓勵報告文學作家在表現手法方面的創新性探索，另一方面也須警惕庸俗的技術至上的功用主義觀點。

　　二

　　受上述客體、主體、本體三大要素的綜合規定，新時期以來的報告文學逐漸凝聚了三大價值取向。

　　一是生態化的報告理念。生態化的報告文學寫作理念，既是嚴峻生態現實的文學寫照，也是現代生態文明建設工程的內在要求。可以認為，在當代文學的總體格局中，生態報告文學已經成為了生態文學的主要板塊。不過，我們雖然主張報告文學的生態化或曰現代性，但這并不等于我們只贊成狹隘的生態報告文學主義。正是出于這種考慮，我們將報告文學的生態化寫作理念大致劃定為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兩個基本層次。在土地、水質、空氣、能源等已經成為問題的“后賦稅”時代，自然環境與文學的關系變得空前密切，自然意義上的生態報告文學開始并將繼續成為重要的藝術化社會讀本。與此相關，工業化時代語境中人的精神生態也必將成為未來報告文學的重點挖掘對象。《中國農民調查》、《根本利益》、《中國之痛》、《天使在作戰》、《有什么，別有病》、《昂貴的選票》、《只有一個孩子》、《我的課桌在哪里》等文本已經做出了初步示范。事實上，只有達成自然生態和精神生態的整體性統一，報告文學才能成為生活的慧眼和思想的燈火，人類才能據此創造更具希望的未來。

　　二是擴容化的文本含量。如果人們能夠真正摒棄文學觀念上的陳規陋習，便會發現報告文學是一種與時俱進的現實主義文體。報告文學與生俱來的探險意識，既保證了它的敏感度與靈活性，又促成了該文體一定程度上的越界和擴容。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受現實生活復雜性和精微性的影響以及信息傳播方式多元化的推動，早先那種一時一地一人一事的短小型報告文本已經很難承載日新月異的社會世相和喜怒哀樂的人生百味了。這樣，“越寫越長”似乎成為報告文學的又一顯性轉型標志，頗有由“輕騎兵”向“重武器”嬗變的跡象。短小精悍的歷史出身與日漸增大的現實體態間的緊張關系，使作家、批評家和理論家們頗費思量。較為科學的評價是，既要敦促作家努力保持清醒的“報告”意識，精選題材，精心布局，精用筆墨，又要正視現代生活及接受期待所賦予報告文學的應有話語權利，既不刻意增肥，也不無端瘦身。

　　三是綜合化的文體效益。就知識形態的本質功用而言，哲學唯真，倫理學勸善，美學致美，文學求樂。“快樂地活著”讓我們感受到生命的豐沛和美好，因而文學對于生命具有本體意義。但是，在報告文學寫作的長期實踐中，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真善兩極，認為凡是客觀上“真的”和主觀上“善的”也就是“美的”。這種看法不是沒有道理，但屏蔽了審美與快樂的文本顯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報告文學創作也不例外。我們之所以認同網絡報告文學的文體合法性，正是基于對于報告文學諸如生活存照、社會批判、資料歸檔、道德引領、審美陶冶、人生愉悅等文體功能的綜合考量。從長遠觀點來看，報告文學文體效能的綜合化不僅正在成為一種建構趨勢，而且也是該文體賴以存在的社會和文化依據。

　　新時期以來報告文學價值取向的上述選擇，有賴于以下三條轉型路徑的開通：

　　一是由“審父”到自審的反思路徑。如前所述，新時期伊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成為時代意志，撥亂反正、正本清源自然成為頭等大事。在這種背景下，以《哥德巴赫猜想》為代表的新時期之初的文學開始了艱辛的反思之旅。扣合著“傷痕文學”的總體步伐，《一封終于發出的信》、《劃破夜幕的隕星》、《一個冬天的神話》、《正氣歌》、《線》、《胡楊淚》、《祖國高于一切》、《命運》等一大批作品將“哭訴”和“清算”的淚光投向了文化大革命，并由此吸引了整個社會的優勢閱讀視線。19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開放的驅動力迫使人們重新審視這種哭訴和埋怨的合理性，部分報告文學作家已經開始厭倦那種怨天尤人的推卸責任，轉而在反思的基礎上開始了改革文學的擔當式寫作，并由此帶動了整個改革文學大潮。這種由“問責”到“擔責”的寫作轉向，我們可稱之為由“審父”到自審的文化轉型。具體而言，上述現代轉型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與此前特別是“文革”時期的報告文學相比，新時期以來的報告文學創作初步恢復了報告文學正常的批判本性和建設情懷；二是在新時期內部，1980年代中期以后報告文學的文體獨立意識客觀上較前成熟。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政治熱情和歷史埋怨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的報告文學中有著過于濃厚的表現，這種激憤情緒對報告文學創作十分不利，因為這種情緒客觀上充當了新型意識形態的替代品。19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盡管報告文學在一個較長時間區段內相當程度上收斂了批判鋒芒和現實關懷，但其個性意識和文體自覺確實得到了意外的加強。德國學者施瓦布說得好：“我強調文學和美學實踐的改造性作用，而非認識性或反映性作用。雖然我很知道某些文學文本可以完成一種肯定性功能，但我并不相信這就是文學在文化中發揮的基本作用。我堅信文學的作用不只是作為文化批判的一種媒介，而且還應是文化的、個人的和政治的改造的一種媒介。”[2]

　　二是由聚焦到廣角的敘事路徑。全球化時代帶給我們的顯著變化之一，便是英雄觀念的大幅消解以及隨之而來的平民百姓意識的普遍增強。顯而易見，新時期以來的報告文學已經大面積地由人物報告向事件報告、大人物報告向小人物報告、英雄人物報告向普通百姓報告的轉進。書寫對象的平民化變異，造成報告文學的敘述路徑由聚焦到廣角的調整，其具體而突出的表現，便是廣角性散點敘事方式的全面推廣。“廣角”原指攝影學中的廣角鏡頭，這是一種視角大于標準鏡頭小于魚眼鏡頭、焦距短于標準鏡頭長于魚眼鏡頭的攝影鏡頭。正是因其焦距短、視角大，所以可在較短的拍攝間距取得較大面積的景物對象，并據此擁有三大優點：一是遠近感，二是景深好，三是反差大。新時期以來的報告文學之所以在取材和敘述視角方面自覺追求廣角效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種方式能夠更好地達成文學與生活之間的景深性和空間感，能夠遠近適當、粗細相宜、錯落有致地反映社會全貌和生活重點，可以有效擴大作品的吸附力以及對于讀者的召喚力。正是基于這種美學謀略，新時期以來出現了大量采用廣角鏡頭方式創作的全景性報告文學。全景性報告文學產生的具體動因在于：其一，全方位的社會變革需要全景性報告文學體式予以觀照。新時期以來，生產力大為解放，生產關系、經濟體制、社會結構等迅速發生變化，傳統的一人一事乃至數人數事的報告文學格式已經無法有效表現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了，取而代之的是全方位、多層次、廣角性、立體式發掘和展開。其二，大容量的信息需求呼喚全景性的生活集納。置身于以技術化、數字化、信息化、網絡化為表征的全球化語境中，地球一下子“變小”了，新的宇宙觀念正在成為人們的期待，讀者希望從包括報告文學在內的各種文化載體中獲取盡可能真實、多樣的社會人生信息，全景性報告文學正好滿足了這一時代吁求。其三，改革創新觀念激發了作家主體的廣角性表達欲念。逐漸開放的社會現實和不斷拓展的藝術趣味，正在并將繼續成為報告文學作家全景觀照、多維攝取、立體展開的創作追求，并據此再度激發報告文學創作的廣角意識。大時代的廣角意識及由此而來的散點敘事策略，改變了過去聚焦主流、正面、偉人、領袖、英雄的單一局面，轉而注目百姓生活、凡人情感、平民經驗和公眾意愿，自主調用各種適用的表現方法，拒斥表達上的精粹性和扁平化，全景采集，立體撒開，集納式地展現神州大變革的風云畫卷，顯示出全球化時代的別一種風范與大度。

　　三是由一元到多維的傳受路徑。冷戰結束以后，生活經濟化、經濟全球化、全球信息化、信息數字化、數字網絡化的趨勢顯著加速。環顧四周，我們早已生活在一個文學藝術新聞化、新聞格式藝術化、新聞與文學高度互惠的信息時代。換言之，相對于新聞而言，讀者從報告文學中“兼聽”了文學；與其他文學樣式相比，讀者又可從報告文學中超值性地獲取新聞。在這種語境下，文學的新聞功能、交流功能、傳受功能被空前強化，新時期以來的報告文學也借此實現了傳受路徑由一元到多維乃至萬維(WWW)的革命性轉型。受全球大氣候和我國改革開放環境的雙重影響，1980年代以來，我國逐步打破傳統紙質傳媒的一元狀態，開始進入以多維電子傳媒為主的新天地。我們不妨把網絡時代報告文學的傳受方式概括為“網媒性”，亦稱“第四傳媒”或“立體傳媒”呈現。生活在這種新媒體時代，人們越來越真切地感受到，網絡媒體不僅突破了傳統的口語、紙媒和單純聲音傳播時代那種自我表達型的自向傳受、人際之間近距離的他向傳受和族群間低層次的交叉傳受局面，開始邁入多媒體、熱鏈接、跨文化、超文本、云閱讀的大眾傳播時代，而且正在以其有力的方式重新塑造著網媒時代的國家形象、政府形象、政黨形象、民眾形象、民族形象和文學藝術自身的格局。

　　三

　　改革開放以來報告文學現代轉型的生成背景、價值取向和基本路徑，使此種轉型擁有了顯著的文化功能。具體說來，新時期以來報告文學現代轉型的重要功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是感應生活的先鋒功能。新時期以來報告文學的文體轉型，說到底還是對于改革開放以來深刻社會轉型的藝術反映和文學觀照。在非虛構性的基礎上，報告文學還特別追求反映對象的新穎度和奇特性，亦即選材的新奇性。就審美心理學角度來看，任何一個自覺的審美主體都不可避免地擁有主動探求審美對象意義底蘊的意志和愿望，以便在此探求過程中滿足求知欲望，獲取身心愉快。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的審美活動喚起了探求欲望，而審美主體的探求意志又提升了藝術創造。“但是并非任何同人分立又同人發生聯系的事物都能激活人的審美探究心理，只有當對象信息系統在內容、形式上具有新穎性、奇特性、陌生性、變幻性、復雜性或具有朦朧性、空靈性等特征，對人形成了強刺激，并同人的原有審美心理結構、審美經驗發生了矛盾、對立，打破了原有的心理平衡狀態，才激發起人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究沖動。”[3]96這正是改革開放以來報告文學先鋒美據以生成的美學根據和心理學基礎。

　　由此看來，真正意義上的先鋒文學或許不是西方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以及國內所謂各色“實驗派”文學，而是伴隨著新時期改革步伐挺身前行的以真為本、以新為榮、真中出新的報告文學。反觀新時期以來跌宕起伏的報告文學現場，我們發現，在直擊生活、撥動社會、鞭笞時弊、拯救靈魂、激勵未來方面，報告文學一直扮演著時代文體的急先鋒。《哥德巴赫猜想》被充當了替知識分子搖旗吶喊的急先鋒；《三門李軼聞》被公認為深度報道新時期農村經濟改革的急先鋒；《敢立“軍令狀”》首開企業改革的急先鋒；《中國的“小皇帝”》堪稱反思“四二一綜合癥”——獨生子女問題的急先鋒；《高考報告》成為率先反思中國高考制度的急先鋒；《只有一個孩子》異常敏銳地審視了計劃生育背景下獨生子女意外傷害所帶來的家庭劇痛與社會震蕩；《陰陽大裂變》大膽剖析了婚姻、家庭、道德問題；《萬家憂樂》深刻揭示了消費中的假冒偽劣問題；《北京失去平衡》敏銳觸及生態、環保話題；《昂貴的選票》敢于正視新的歷史條件下農村治理中的“草根民主”問題……如此等等。報告文學的這種與眾不同的先鋒性，使之在矛盾交合時期每每成為文學的排頭兵。徐遲說得好：“報告文學是報曉的文學，報告文學是曙光的文學。”[4]1

　　其次是“后窗”現象的矯正功能。報告文學對于現實社會生活的參與、干預、矯正功能超越其他任何文體，這是創作界和理論界所公認的。此前，我們將這種功能界定為“參政議政”功能。深入分析文學史上那些產生過強烈現實影響或激烈社會爭議的報告文學文本，便不難發現——它們的社會矯正功能并非僅僅限于參政議政。準確些說，真正意義上的報告文學，對于現實生活中一切不健康、非正義、反民生的潮濕、陰暗現象亦即與正大光明背道而馳的“后窗”現象，都采取了毫不猶豫、義無反顧的揭批、抵制和反抗姿態。正如荒煤所說：“作家出于義憤和良心，有了強烈的責任感，就隨手選擇了一種比較輕便而又有力的武器來進行戰斗，便往往挑選了報告文學這種樣式。”[5]也是在這種意義上，我們才充分領悟到報告文學存在的價值，進而認識到勇氣與智慧對于報告文學作家的極端重要性。

　　比較而言，新時期以來的反腐報告文學集中印證了該文體的矯正力量。其中，既有對于現存各種腐敗現象的披露與撻伐，也有對于清廉秩序的呼喚與建議。劉賓雁、楊黎光、一合、何建明、朱曉軍等是反腐報告文學創作的代表性作家。《人妖之間》以大無畏的精神刻畫了王守信這一新時期腐敗分子的典型，為后起的反腐報告文學樹立了樣板。《沒有家園的靈魂》以犀利的筆觸深入到王建業的內心世界，生動而深刻地表現了他的復雜性格及其社會文化成因。《紅與黑》的最大創新之處或許不在其高度文學化的表達，而在于作品將慕綏新這一知識化、時尚化的腐敗官僚當做“人”來看待，細膩深入地寫出了他的“兩面性”，從而突破了此前“好人全好”、“壞人全壞”的平面寫作模式。《根本利益》和《為了弱者的尊嚴》有批判有歌頌，既揭露了解林合之流無視法律、踐踏人權的卑劣行徑，更寫出了以梁雨潤為代表的新時期共產黨人以民為本、為民做主的浩然正氣。《一個醫生的救贖》、《高官的良心》分別切入醫療腐敗和體育腐敗等新興題材，既尖銳痛斥了逐漸蔓延開來的行業腐敗，又由衷稱頌了諸如陳曉蘭、陳培德等品德高尚、堅貞不屈的反腐斗士，讀后給人以沉雄悲壯、蕩氣回腸的崇高感。新時期以來堪稱優秀的反腐報告文學不在少數，這里無法逐一評析。可以肯定的是，新時期此類文本對于現實生活的矯正性加盟，無疑為發展中的中國增添了一份別樣的信心和力量。讓人欣慰的是，報告文學作家們所發出的關于自然、社會和文化救贖的執著吶喊，業已經引起全社會“療救的注意”。

　　再次是文學格局的建構功能。新時期以來報告文學的現代轉型，對于豐富、擴展、優化當代文學的總體格局有著積極作用。不論你是否承認，報告文學的現代轉型都直接推進了文學寫作，豐富了非虛構性創作的文體譜系，使“非虛構文學”初步形成“一體多元”的整體格局。生活的豐富性、需求的多元化、媒介的多樣性，造成文體的越界與嫁接以及文體之間的融合與分化，導致文學樣態、本質、功能的多極化。特別是2010年《人民文學》開辟“非虛構”欄目以后，報告文學、紀實文學、非虛構文學的邊界之爭終于成為理論熱點。相對科學的界定是，非虛構文學是與虛構文學相對而在的宏觀分類，而不是具體的文類指稱。與此相關，紀實文學同樣是一種寫作態度或原則上的類型描述，它所對應的是“假想文學”(或“想象性文學”)，而不是具體的文體認定。我們認為，“非虛構文學”和“紀實文學”可以作為宏觀類型化概念使用，但它們決不能和詩歌、散文、小說、報告文學、劇本等概念同級混用，如同不能在同一邏輯層面上羅列“人、男人、女人”或“馬、白馬、黑馬”一樣。具體而言，報告文學從傳統意義上的散文襁褓中解放出來以后，便成長為與詩歌、散文、小說、劇本等文體并列前行的獨立文體了，它無疑歸于非虛構文學一族，也具有鮮明的紀實性，但不能據此簡單地將“報告文學”等同于“非虛構文學”或“紀實文學”，因為非虛構性或所謂紀實性并非報告文學的全部屬性或完整描述。

　　隨著報告文學在新時期的迅猛發展和強勁擴張，其文體自立意識也日漸明朗。就現有局面看，既定的由詩歌、散文、小說、劇本合構而成的“四分法”已經過時，報告文學的特質及由其顯著貢獻爭取而來的單列圖書分類號無不表明它已長大成“人”，由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小說、劇本重構而成的“五分法”已是不爭的事實性文學格局。這從《中國農民調查》在20個國家出版并獲德國尤利西斯國際報告文學大獎一事中可窺一斑。本來，文體地位的升降和文學格局的改變都是相對而言的。從宏觀文學史來看，最有說服力的莫過于小說地位的漸次提升和詩歌影響力的日趨萎縮。中國戲劇文學(劇本)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輝煌之后，如今僅剩一抹斜陽式的余暉，其基本功能已經完全蛻化為綜合性戲劇藝術和影視藝術的底本價值，也就是說很少有讀者專門欣賞以對話和獨白組成的單純文學劇本了。這說明，報告文學的文體生成和地位提升符合文體的演變規律。正因為如此，報告文學的現代轉型似乎更為適合這個“多動”時代的流動本性。

　　承上而來，新時期報告文學的總體轉型為我們提供了諸多啟示：

　　第一，解放思想是報告文學繁榮發展的重要推力。事實證明，報告文學是生活的文學，時代的文學，風口浪尖上的文學。因此，20世紀以來的每一次社會動蕩，每一次思想解放，作家們總能情不自禁地選擇報告文學，讀者們也總是在選擇的關口將閱讀的優先視線投向報告文學。新時期以來報告文學的快速崛起并一度成為當代文學的主流形態，無疑與十年浩劫之后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復蘇密切相關。可以說，改革開放是社會進步的推進器，思想解放是報告文學繁榮發展的興奮劑。我們有理由相信，未來的生活將更加豐富和精彩，政治文明的價值理念正日益深入人心，作為最為敏銳地感應時代神經的報告文學必將享有更多更好的生長空間。

　　第二，廉明清明的內外環境是報告文學依其本性健康生長的基本前提。報告文學的現實品格和批判個性，使其總體上顯示出高山大河的雄姿和鷹擊長空的氣度，它斷然不是小橋流水，也拒絕充當溫室里的花朵。這種鋒芒和氣場，常常刺痛生活中的某些敏感地帶，因而不時受到某些人、某些集團或階層的忌恨、排斥和打擊，那些富有良知和正義感的作家要么遭到恐嚇，要么遭遇官司，要么被迫封筆，甚至犧牲性命。正因為報告文學是悲壯的文學和“英雄”的事業，所以我們奉勸明哲保身者和貪生怕死者遠離報告文學。這是就內心世界和周邊小環境而言的。從社會大環境來看，國家意識形態和相關政策法規應主動為報告文學創作提供寬松、和諧、清明的氛圍，鼓勵作家走向生活，走進現場，走俏前沿，揭示社會問題，剖析靈魂病灶，情系民生社情，開導進步航向。只有大小環境相生相容，協同共振，才能涉過“禁區”，率性寫作，才能激發報告文學作家的創造熱情，保證報告文學的自由發聲，進而促進文學事業的深度發展。

　　第三，國家命運和民眾生計始終是報告文學寫作的重點。國家命運和民眾生計即所謂“國計民生”，自古以來就是文藝形態的核心表現對象，自然應該成為伴隨工業社會的興起而誕生的報告文學的寫作重點。據考證，“民生”一詞最初出自古代典籍《左傳·宣公十二年》：“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這十分接近我們今天所說的“國計民生”或“民眾生計”。從現代評價體系來看，以人為本、衣食無虞、三農昌盛、醫療公平、保障有力、教育公正、就業合理、分配透明、社會穩定、生態均衡等應該是“民生工程”的基本指標。站在這個角度評判，一切關乎民眾生計的題材都是“大題材”。隨著社會的發展和觀念的進步，“萬物有靈”、“生命至上”越來越成為人類共識，因而，平民百姓、底層社會、弱勢群體等理應被報告文學搶先關注，靠前表現。

　　第四，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是保證報告文學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報告文學已經由新時期邁入新世紀，取得的業績有目共睹。但是，毋庸諱言，就作家隊伍而言，“40后”、“50后”作家是此期創作的主力，“60后”作家相對偏少，“70后”可謂鳳毛麟角，“80后”幾乎無人插手報告文學創作。這意味著，曾經叱咤文壇、數度輝煌的報告文學事業正面臨寫作人才青黃不接、隊伍建設后繼乏力的嚴峻情勢。對此，不少報告文學作家、批評家、理論家和教育家均表示了憂慮。出現這種情況，大致有三個原因：一是市場經濟時代的世俗化消費趣味相當程度上將文學創作邊緣化了，報告文學也在這個“邊緣化時代”被一定程度地邊緣化了；二是報告文學對于作家的綜合素質要求較高，生理年齡、生活閱歷、知識背景、思想境界、審美趣味、采寫能力諸參數將一部分寫手擋在了該文體寫作的大門之外；三是報告文學作為“行走”的文學需要真正的“三貼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因此向來被稱作文學領域里的“重體力勞動”，成本高，風險大，耐不住寂寞或經濟利益至上的作家自然敬而遠之。但是，這只是暫時的“尷尬”，只要人類不滅，人心不死，問題不絕，報告文學就有“陽氣回升”的機遇。當然，政府和作協也有責任和義務采取必要措施，吸引、扶持、培育更多的青年作家投身于報告文學這一高雅文體的創作行列中來。

　　第五，迅捷暢達的現代傳媒是報告文學展翅高飛的有力憑借。回顧報告文學發生、發展的歷程，我們發現，它是如此緊密地與印刷術、新聞業聯系在一起。可以肯定，從來沒有其他文體像報告文學這樣強烈地依賴著現代傳媒，以至于不少學者至今仍習慣于將報告文學叫做“新聞文學”。正因為如此，有人擔心包括手機和微博在內的現代新興傳媒會從傳統報告文學那里搶走新聞，憂慮報告文學將因為失去新聞價值而喪失獨立的文體尊嚴。我們認為，這種擔憂是不必要的。這是因為：一是現代受眾并不滿足于簡單的信息“知情”，而是追求隱含在新聞外表之下的深層背景，包括事件緣由、過程、后果、影響、公眾評價和社會啟示，即所謂“深度報道效果”，這為報告文學提供了施展才藝的機緣。二是報告文學可以借助網絡等現代媒體方式進行傳受，以加快傳播速率，擴大受眾界面，增強文體影響，拓展文學功能。事實已經表明，有如當年以為電視沖擊電影但電影卻反過來擠占電視頻道一樣，以各種電子方式(包含廣播、影視、微博等)為基礎的“網絡報告文學”將帶給人們更為便利的文學享受。

　　回首30年，展望新世紀，我們深感報告文學仍然處在成長的路上。這是否意味著，新時期至今報告文學的現代轉型僅僅是下一輪拓進的起點，其未可限量的發展前景或許已經蘊含在上述種種啟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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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研究生導師，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藝理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