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輕與重”

再談文學的“輕與重”

柳  琴

　　■寫作中怎樣處理“當下事件”關切到文學的“輕與重”這一難題。當余華回到當下，利用這些新聞素材進行創(chuàng)作時，他并沒有處理好新聞素材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的轉化。所講的故事就發(fā)生在我們的身邊，大同小異。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余華講故事的魅力，他很難帶給我們深層次的情感共振與閱讀的神奇體驗。

　　讀完余華的新作《第七天》，一面覺得意猶未盡，一面有種隱隱的失望，就自己真切的閱讀體驗來說，我感覺這是一部在細節(jié)處時而打動我但在整體高度上并沒有給我?guī)�來多大感染力與震撼力的小說。

　　這的確是一部比《活著》更絕望，比《兄弟》更荒誕的小說。小說向讀者展現(xiàn)出兩個世界，一個是楊飛生前的世界，即現(xiàn)實的此岸；　一個是楊飛死后化為“幽靈”的“死無葬身之地”，即荒誕的彼岸世界，而彼岸世界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對比反襯著此岸世界的骯臟與黑暗。楊氏父子感人至深的父子情誼可以說是余華寫得最出色的一個故事，貫穿進他的生前死后。而其他眾多人物的各個故事就像眾多副線被楊飛自己的故事串聯(lián)起來。幾乎所有死去的人都在此岸世界遭遇離奇死亡而無錢購買墓地而來到這充滿魔幻色彩的“死無葬身之地”。而這個“死無葬身之地”還是唯一一處人人平等的地方，余華將這個國人心里最恐懼的地方描述得美好快樂，不僅是對現(xiàn)實社會的一個辛辣的反諷，更是一種強烈的批判與控訴。

　　相比余華以前的作品，這部小說在內容上最大的特色就是從歷史回到當下，幾乎沒有了時間的距離感。雖然小說不乏魔幻色彩的荒誕感，但都不能否認它是一部批判現(xiàn)實主義的力作。小說中人物遭遇的故事多是發(fā)生在當下中國的各種怪現(xiàn)象，那些時而能聽到的新聞事件，驚訝之余我們并不感到陌生。

　　我佩服余華直面當下的勇氣與擔當，因為當下的中國積聚了各種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我們都處于一個急劇變化的現(xiàn)實世界，各種荒誕罪惡的事件此起彼伏。如果中國作家對此失語只能說是一種失職與悲哀，所以余華這種對處于我們這個時代人們生存處境與命運的關懷、敢于跨出這步冒險嘗試的精神還是很可貴的。但是想通過作品表現(xiàn)好“當下的中國”也是很具挑戰(zhàn)性的。畢竟怎樣處理文學世界與現(xiàn)實世界的矛盾一直是個寫作上的難題，它容易使作家迷失在紛繁復雜變幻莫測的現(xiàn)實事件里，而且離現(xiàn)實越近，越看不清真實，又由于缺少時間的距離來沉淀便很容易流于膚淺的呈現(xiàn)，而不是創(chuàng)造。要不就是讓沉重的現(xiàn)實壓垮了文學飛翔的翅膀，讓文學只能匍匐在厚實的大地上。于是余華也遭遇到了“成也蕭何敗蕭何”的寫作困境。

　　這就涉及到寫作中怎樣處理“當下事件”這一難題，關切到“文學的輕與重”這一難題。當余華回到當下，利用這些新聞素材進行創(chuàng)作時，他并沒有處理好新聞素材與文學創(chuàng)作之間的轉化。一方面，新聞元素的增加的確可以增強作品的現(xiàn)實性與厚重感，但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作品被現(xiàn)實壓制到失去了飛翔的翅膀和想象回味的空間，失去輕盈的一面，流于膚淺的反映現(xiàn)實，缺少藝術創(chuàng)造。我想中國的讀者在讀《第七天》里的故事時是易于找到似曾相識的感受，因為余華所講的故事就發(fā)生在我們的身邊，大同小異。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余華講故事的魅力，他很難帶給我們深層次的情感共振與閱讀的神奇體驗，它的確有點像“新聞大串燒”一樣來到我們的閱讀視野，顯得浮光掠影，可能還不如就重點講一兩個故事來得深刻動人。他沒有很重點詳細地展開一個故事，將我們深深帶入他的敘事，感受到一個文學世界里該有的顫動與震撼。很顯然，余華沒有做好將新聞事件轉化為文學事件的工作。

　　在我看來，文學如生命，是輕盈的；現(xiàn)實如生活，是沉重的，而作家要做的就是把握好這兩者間的平衡。其實中國的作家從來不缺乏對現(xiàn)實和人的命運的關注的悲天憫人的情懷，就像夏志清先生提出的“感時憂國”的人文傳統(tǒng)。但正因為中國作家太關注現(xiàn)實苦難這“重”的一面而常忽略了文學“輕盈”的一面。比如閻連科對農村苦難的書寫，比如賈平凹今年的新作《帶燈》，他在刻畫陜西農村的灰色記憶里讓沉重的現(xiàn)實壓制了文學飛翔的力量，使整個作品都匍匐在大地上，讓人壓抑。文學不同于現(xiàn)實，它是另一種真實。小說未必要寫得沉重壓抑讓人絕望才是深刻才有價值，它完全可以表現(xiàn)出另一種美學風格，在內容與形式的輕盈里體現(xiàn)出另一種深刻與真實。

　　文學的“輕”并不意味著淺薄輕浮，它可以嚴肅而莊重，消解掉人們在現(xiàn)實生活中承受的沉重與苦難，虛構出一個與我們現(xiàn)實世界截然不同的藝術世界，從而給讀者帶來一種陌生而微妙的閱讀體驗、生命體驗，進入到人思想、情感的另一精神維度。就像卡爾維諾舉的卡夫卡的例子《小桶騎士》，主人公因為戰(zhàn)爭在冬天缺煤便騎著木桶在世界上亂飛找煤，“小桶重量很輕”，便帶著騎士飛到冰山那邊去了。其中這個小桶就是貧苦，愿望和追求的象征，騎士騎在木桶上滿世界的找煤就是戰(zhàn)爭時期人們生活貧困心酸的體現(xiàn)。這是關于文學“輕”的一個絕妙的例子，它“輕盈”而不乏“沉重”，精巧的構思讓這個小故事充滿想象力與深厚的意蘊，這也是文學的魅力。

　　而追溯起余華的小說創(chuàng)作，我在他先前的作品里還是看到了這種文學的“輕”。余華是以“先鋒作家”的身份立足于當代文壇的，其間的作品風格也是一變再變，有過幾次較明顯的轉變，但我發(fā)現(xiàn)他的作品風格有意無意間從文學的“輕”滑向文學的“重”。

　　他早期的作品如 《十八歲出門遠行》《現(xiàn)實一種》《古典愛情》都帶有很強的文體實驗性，遠離現(xiàn)實世界，在小說中精心描繪自己所理解與把握的虛構世界，展現(xiàn)另一種生存處境。罪惡、死亡、暴力充斥其中，用“零度敘事”的冷酷筆調揭示出人性丑陋陰暗的一面，氣氛獨特詭異，想象力豐富。這是余華所理解與把握的真實，他撕開現(xiàn)實生活的表象，直擊表象下生存與人性的極致表現(xiàn)，常勾畫出一個荒誕冷酷的世界，讀來驚心動魄、令人震撼。到《在細雨中呼喊》，余華已經變得平靜溫潤起來，它喚起了我們內心深處隱秘而微妙的記憶。后來的長篇 《活著》《許三觀賣血記》雖然還有著“死亡”這一主題在，但已經從他曾打破常理的世界回到“世俗世界”來了，變得很悲情很“中國”。這是對中國人生存境遇里苦難的書寫，因為余華的冷靜客觀的敘述語調讓沉重的現(xiàn)實顯得不那么沉重，《許三觀賣血記》還顯出幽默的氣息來，頗具喜感。

　　可以說《第七天》是沿著這條悲情路線下來的，雖然《兄弟》里也有了對新聞元素的運用，但篇幅比較小，沒有像《第七天》這樣的大面積拉開。它似乎是一部沉重得讓人絕望的小說，但同時它又沒有收到一種震撼人心的效果，這讓這部小說的感染力大打折扣。形式上魔幻色彩的荒誕感并沒有讓小說輕盈地飛起來，內容上黑色的現(xiàn)實也沒有轉化好為“藝術上的真實”，讓這部小說在細節(jié)處不乏精致但在整體上卻缺少一種高度與統(tǒng)一性，真實與虛幻顯得雜糅而不是一種和諧完整的氛圍。比如在寫到楊飛去鄉(xiāng)下尋找他父親，見到父親的親人時的描寫：“他們五個都是穿著化纖料子的衣服，站在一起時竟如此相像，只是高矮不一，如同一個手掌上的五根手指。”、“這五個老人眼圈紅了，可能是他們的手指手掌太粗糙，他們五個都用手背擦眼淚。”這樣的描寫一方面可以看出余華語言的精彩，一方面卻將真實與荒誕綁架在一起，顯得詭異。

　　余華早期的先鋒作品雖然很荒誕，但是荒誕里有種真實在，這是文學“輕”里面的“重”，而《第七天》里現(xiàn)實的“重”與小說形式的“輕”雜糅在一起，沒有內外統(tǒng)一起來，甚至顯得沖突，呈現(xiàn)破碎狀。現(xiàn)實社會的“沉重”與“死無葬身之地”的“輕逸”都沒有收到該有的效果，表現(xiàn)出藝術直接的真實與審美。余華似乎是有點匆匆地趕完這部小說，還來不及靜心下來好好構思醞釀。

　　看來怎樣處理文學的“輕與重”依然是個艱難的求索過程，怎樣解決對現(xiàn)實的關懷與藝術追求之間的矛盾，對于中國作家來說更是任重而道遠。這又正如卡爾維諾所說：“對一個小說家來說，要把自己有關輕的想法描寫出來并列舉出他在現(xiàn)代生活中的典型事例，這是很困難的，只好無休止地、無結果地去進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