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鄉村文學：文學鄉村與現實鄉村的偏離

　　這里是采用寬泛的“鄉村文學”概念，來涵蓋諸如“鄉土文學”、“農村題材文學”、“農村文學”、“農民文學”等指稱。應該意識到，對新世紀鄉村文學的研究不僅僅是“文本”問題，甚至不僅僅是“文學”問題，它當然必須從具體的作家作品展開，但作家作品背后纏繞的是整個新世紀的文學制度、文學生態以及更廣闊的現實世界。但從新世紀鄉村文學研究的現實看，即使從“文本”的角度也存在很多的疏漏和遺忘，許多判斷是建立在“有限”的文學現場之上的。檢閱新世紀鄉村文學研究的實績，我發現許多習焉不察的“傲慢和偏見”，我們對非專業作家、對縣城及其以下的基層作家、對更年輕的作家、對網絡文學類型文學、對小說之外的其他文類知之素少。而事實上，無視這些被我們屏蔽掉的“鄉村文學”是不能夠抵達新世紀鄉村文學的真實現場的。

　　從我相當有限的觀察看，這些年對鄉村文學頗有建樹的陳慶港、梁鴻、桑麻，他們的身份就是記者、大學教師和計劃生育管理干部；而縣城及其以下基層作家，發達地區的“打工作家”也是鄉村文學創作重要實踐者，他們的創作人數和作品數量是驚人的，但他們很少被納入到專業研究者的研究視野；如果承認代際在研究當代文學仍然具有相對有效性，我們對上世紀80年代之前出生作家的鄉村文學關注得相對充分，80年代之后出生的作家則被我們假想為很少涉及鄉村文學寫作的群體。但事實并不如此，“80后”作家鄭小驢、李成恩、鄭小瓊等年輕的寫作者一直以他們獨特的方式建構著屬于他們的鄉村想象；網絡文學作品中，顧堅的《元紅》、繆熱的《最后的世界》都是新世紀鄉村文學不容忽視的重要文本。至于文類，當我們把鄉村文學局限為鄉村小說的時候，恰恰忽視了新世紀鄉村文學在散文、詩歌，甚至在話劇等文類上引人注目的成就。要對這些被我們過濾掉、屏蔽掉的鄉村文學進行清理遠非我這篇短文所能勝任，因此，本文對新世紀鄉村文學創作和研究的檢閱和檢討只能還是局限在我們熟悉的領域內。

　　即便如此，從新世紀中國文學的現實看，鄉村文學仍然是當下文學創作和研究的熱點。不僅是文學界，國家也以空前的熱情從文學想象、制度設計、圖書出版、期刊運作和評獎等方面全方位地鼓勵和推進鄉村文學，尤其是新農村題材文學的創作和研究。2006年5月22日至24日，中國作家協會在江陰華西村召開了“全國農村題材文學創作研討會”；《十月》《小說選刊》等期刊以大量的篇幅發表或選載原創的新農村題材文學創作；《文藝理論與批評》則開辟專欄“文學視野中的‘三農’”，對新農村題材文學創作進行理論跟進。2008年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四部獲獎小說中就有兩部是農村題材。這兩部作品，《秦腔》側重“三農”問題的檢討，而《湖光山色》則是想象著新世紀農村從困境中突圍的可能性；2011年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莫言的《蛙》、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雖然不像《秦腔》《湖光山色》那么貼近“新農村”，但都是可以放在鄉村小說的范疇里來討論的。

　　新世紀鄉村文學的發生與變化

　　應該意識到，新世紀鄉村文學是一個更長時段文學譜系上的延展。丁帆認為，新世紀鄉村小說時間上限應該放置在90年代中期，因為“新世紀的文化轉型交替并非是在短短的一年間一蹴而就的。從9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資本消費文化開始滿溢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也隨著中國經濟資本市場在全球范圍內取得了巨大的份額，文學就開始了結構性的變化。”無論將新世紀鄉村小說轉型起點置于時間軸上哪一點，毋庸置疑，新世紀鄉村小說有其不同于以往鄉村小說的內涵及意義，且已經被研究者所覺悟。因此，對新世紀鄉村小說進行階段性的研究和總結，是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的。這里面可以研究的東西很多，比如從文學傳統的角度，新世紀鄉村文學和魯迅、沈從文、趙樹理等所開創的現代鄉村小說傳統以及“十七年”農村題材文學、70年代之后改革時代的鄉村文學之間是怎樣的關系？從文學制度的角度，新世紀鄉村文學所棲身的制度空間和1949年之后社會主義文學制度之間又是怎樣的關系？

　　如果不拘泥于文學本身，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變革和挑戰。新世紀鄉村文學已經完全不像此前的鄉村文學在單一化的城鄉對峙的空間展開。國家農村政策性的不斷調整，農民離土離鄉進城的常態化，現代觀念通過電視、網絡等強勢的大眾媒介在鄉村世界傳播和滲透進而對鄉村傳統的改寫等等，都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沖擊著鄉村固有的社會心理、倫理模式和價值體系，也由此帶來了一系列轉型期的社會問題。這一切使得城與鄉成為彼此互相滲透占領的新空間，而客觀上存在的地域差異又使得當下中國的城鄉景觀各各不同，我們很難用城市化、“故鄉消逝”等概念來描述西部內陸鄉村的變化，這也是西部作家石舒清、雪漠、郭文斌等鄉村小說得以呈現的現實。

　　轉型期的中國鄉村社會必然會引發20世紀鄉村文學創作內容和形式的變化。新世紀鄉村文學從各個向度書寫著鄉村想象。現代性、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鄉村建設的時代課題、新的歷史語境下“三農”問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直接影響著新世紀鄉村的文學想象和文學表達，比如反映農民工的“鄉下人進城文學”、反映農村民主改革、社會結構嬗變的“新改革文學”，無一不聯系著新農村建設的歷史和現實。從新世紀鄉村文學所提供的文本看，嬗變中的中國“鄉村世界”的歷史記憶、民間社會、日常生活、土地哲學和農民精神史幾乎都被涉及。現代化進程中，新世紀的中國農村沉淪和希望被以日常、細節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呈現，鄉村日常底下所沉潛的苦難和溫情被充分地展示。這直接催生了一大批像《秦腔》《古爐》《高興》《笨花》《泥鰍》《平原》《石榴樹上結櫻桃》《空山》《生死疲勞》《湖光山色》《上塘書》《婦女閑聊錄》《刺猬歌》《圣天門口》《水乳大地》《大漠祭》《一句頂一萬句》《蛙》《農歷》《一九四八》《受活》等長篇小說，《中國農民調查》《根本利益》等報告文學以及《山南水北》《中國在梁莊》《梁莊在中國》《十四家》等長篇散文的出現，使新世紀成為百年新文學以來重要的鄉村文學收獲期。更重要的是，新世紀鄉村文學對獨特藝術世界的經營，類似于楚王莊、清風街、上塘、機村、王家莊、笨花村、天門口、王榨、高密東北鄉等“鄉村地方志”式的書寫，提供了世界文學格局中的中國經驗可能性。而且新世紀對鄉村再發現的“鄉村地方志”式的書寫不僅僅成為長篇小說的一種結構要素，在朵漁、三子、小海、李成恩等的詩歌和石舒清、謝宗玉、梁鴻、桑麻、陳慶港等的散文中也吸納“鄉村地方志”式書寫的因素。進而“鄉村地方志”對地方性經驗的強調不僅僅是文體策略，它也直接帶來了細節豐盈的美學風格。而文體策略和美學風格背后隱匿著的則是作為知識分子的作家在處理他們和鄉土中國精神關系時的立場、向度和關懷等等。可以深究的是，如果這種立場和向度成立的話，它和魯迅、沈從文、趙樹理式的鄉村書寫之間將構成區別性，鄉村文學創作也將拓展新的疆域。

　　新世紀鄉村文學敘述中的幾個問題

　　新世紀鄉村小說創作面對的是復雜多變的社會現實，此種社會現實刺激了創作主體，導致新世紀鄉村文學反映社會現實問題的及時性和全面性較之前同類型作品更為明顯。這導致“問題文學”在新世紀鄉村文學中大行其道。以小說為例，多用現實主義的筆法，描畫鄉村世界的方方面面，從日常生活到村禮結構，從鄉村直選到村委重組，從離鄉進城到離城返鄉，從農民心理轉變到國民性批判等等。但是意識到“問題”不一定必然就“文學”了，相反，過于黏著于“問題”，可能會制約作家有更深刻的文學表達。2005年，劉繼明提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命題，“我們怎樣敘述底層”？現在，六七年過去，面對我們當下文學中的“三農文學”、“打工文學”等等，我們能夠說已經解決了“文學怎樣敘述農村”的問題了嗎？事實是，“一些年輕的作家和批評家所談論的鄉土經驗，是與中國現行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文化心理格格不入的”。假定我們承認客觀存在著一個曾經被遮蔽的“底層”或“農村”經驗有待作家去想象和敘述，但一旦作家進入了敘述多大程度上能夠保證“底層敘述”或者“鄉村敘述”的實現。“新世紀農村題材文學”的代表作家關仁山、羅偉章、胡學文、曹征路、吳克敬等，面對一個新政策的出臺顯示了自己的敏銳，但他們到底多大程度進入到鄉村，則值得進一步辨析和反思。

　　“慈善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混淆是當下中國文學一個需要警惕的問題。比“慈善主義”更退步的是，“窮人”、“底層”、“弱勢群體”在今天頻繁地被知識界所劫持和征用，有時，甚至并不是智識者真的對“窮人”、“底層”、“弱勢群體”抱有悲憫和同情。因此，那些“農村”的走馬觀花的田野調查式的過客是很難抵達今日中國“農村”真相的，也不可能提供文學的新世紀中國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