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中國散文譜系中的民族精神底色

訪《中國散文通史》主編郭英德

　　嘉賓簡介： 郭英德，1954年10月10日生，福建晉江人。現(xiàn)為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yè)博士生導師，兼任教育部中文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學委員會主任、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文學遺產》雜志編委、中國明代文學學會副會長等。曾獲首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yōu)秀成果獎。

　　記者：黑格爾曾經在他的《美學》一書中提出“散文時代”的概念，足見散文不僅僅是簡單的文學體裁概念，而是具有豐富文化意蘊的文體概念。今天，從事“散文”史的編撰，對“散文”會有怎樣的理解？    郭英德：中國文字書寫的歷史很悠久。就社會本身而言，文化留存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語言的口口相傳，另外一種是文字的流傳。進入我們研究視野的主要是以文字記載為主的一部分。在文字之外還有大量的歷史遺存，比如文物，所以在學術上就有“二重證據(jù)”的說法。其實還有第三重證據(jù)，就是歷代以來人們傳承不息的生活習慣、思維習慣，可以稱為“集體無意識”或者“文化積淀”，這就是一種民俗，或者一種禮俗，或者是大家在相互交往過程中一種難以言表的、傳承久遠的文化關系。這就構成文化留存的3種基本形態(tài)。在這些形態(tài)中，進入我們研究視野的當然主要是文學，就是以文字記載為主的這部分。這部分遺存，進入20世紀后，我們通常按照西方的整體觀念——文學的四分法加以區(qū)分：詩歌、散文、戲劇、小說，而在中國古代是用“文”來進行整體概括的�！段男牡颀垺返摹拔摹本褪沁@樣的“文”�！拔摹碑斎话�括詩歌和散文。戲劇、小說在中國古代，屬于小道末技，是不入流的，不能進入藝術審美的殿堂、載道的殿堂。所以大的劃分，中國的“文”可以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可以包括詩歌和散文，簡稱“詩文”。我們是在狹義上理解這個概念，就是我們稱之為散文的“文”，和詩歌相對。

　　記者：即使在概念上是狹義的，“散文”囊括的范圍也十分廣大，這種文體的文化價值也就有了大的基礎。

　　郭英德：是這樣的。不管是民間的流傳方式，還是歷史的記載方式，實際上就寫作方式來看，文比詩覆蓋的面更廣。說句話就可以記載下來，但是出口成詩，畢竟是少數(shù)。魯迅說，一個小孩一生下來，哇哇的啼哭就是一首好詩，嚴格地說，這個不是詩歌。日常生活中，一開口都是詩歌，那是很別扭的，日常交流更多是以散文的形式進行的。就這個意義而言，文的使用比詩歌更廣泛、更生活化，這包括在基本的經濟生活中，如上街買菜、房屋契約，還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如給皇帝寫奏疏、大臣之間的交往，還包括文人之間的書信往來等等。因此，散文是基本的生活工具、交際工具，是最基本的一種精神表達方式，也是最基本的文化傳承方式，歷史的記憶更多是通過這種形式加以留存的。

　　記者：文字是人的精神的外化。從中國的文或者散文的傳統(tǒng)來觀察，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呈現(xiàn)了怎樣的特點？

　　郭英德：散文這種形式在整個中國文化當中占據(jù)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作為生活方式和文化傳承方式，和中國人的生命活動密切聯(lián)系，凝結著中國人的思想價值、文化理想。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研究散文史就不僅僅是研究一種文字的寫作，而是探究一種文化的書寫和留存。這種書寫和留存，和西方人采取的方式進行整體對比，就可以明顯看出中國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撰寫著述的過程中，我們深深感到，中國文化的精神可能更集中、更廣泛地體現(xiàn)在“文”中，而不是在詩。詩，古今中外有好多相通的地方，但是散文不一樣，中國人對散文的理解帶有幾種很有趣的觀念。比如中國古人講“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言是要不朽，所以講“文以載道”，只有載道才能不朽。講“詩以載道”，大家不怎么能接受，“詩言情”“詩言志”，詩具有抒發(fā)情志的功能。在天、地、人“三才”中，人是靠文字的書寫實現(xiàn)不朽的，與天地并列。過去我們批判“文以載道”，這沒錯，但“文以載道”未必完全是個弱點，關鍵還在于“道”本身的內涵是什么�！拔囊暂d道”這種思想和文化價值的傳承方式是中國文化的底蘊和傳統(tǒng)。

　　記者：但是中國人在文字方面的美學追求，也是一樣根深蒂固的。在我們的生活中，即使是各種應用型文體，也充滿了詩情畫意，甚至是經濟文書，也往往帶著審美情趣。

　　郭英德：中國文字的書寫，特別講究美感，或者說講究修辭。孔子作《春秋》，有“春秋筆法”的說法，這就是一種修辭。比如，一個人的死，分別用薨、卒、崩等，含義是不一樣的。寫什么，是“道”，怎么寫，是修辭。把要說的話委婉但是深刻地表達出來，講對仗、典故、聲韻等等，這是中國文字的一種魅力所在。這種修辭在韓國、日本都有某種意義上的留存，是東亞文化圈、漢字文化圈的一種文化特點。所以中國文字的書寫不是一般的書寫，而是灌注著深刻的審美精神，體現(xiàn)了中國文化的一個超越的向度。從審美、修辭的角度把握中國古典文字的特點，可能就進入到中國文化精神的一個很深的層面。西方的學術著作往往很嚴謹?shù)�是枯燥，中國的學術文字則用短句，用講故事，用模糊修辭，不是嚴密的邏輯推理，不是為了高度的準確，而是在一種彈性之中把握言說的對象。所以，中國文字的魅力就在于其彈性和空間，這種表達方式如果落實到法律、科學層面，就有問題，但如果落實到文化、文學，恰恰表明中國人的生存方式是有空間、有靈活度、有人情味的，這使得我們感覺比較自在。

　　記者：在散文這一大的文體之下，還有不同的具體的文體形式，依照您的一種觀察視角，這些不同文體就是不同生活領域和層面的思想和文化價值的凝結。

　　郭英德：所以，完成《中國散文通史》的編撰后，我們想進一步在整體的分體寫作的基礎上，從不同文體的角度來探究不同層面的中國文化。這也是我們對文章分體的更深層的認識。文化是活態(tài)的，是處于運作中的，父子關系、 君臣關系等在現(xiàn)實中有復雜的運作，我們可以借助文體的分析揭示中國人的文化精神。比如，通過論辯文、奏議、誥命，可以了解政治文化的特點，可以理解中國政治體制運作中一系列的嚴格的等級關系；通過書信、序、跋等，我們可以揭示文人間的互動關系，可以了解時代風氣和文藝思潮。

　　再比如賦這種文體，我們是放在散文中來講的。從《文選》開始，古人在編文集的時候，是把賦放在最前面。實際上，賦這種文體基本上已經是僵死的文體，但是它是很重要的一種文體，賦體的寫作包含著一種文人在生命活動中的價值展現(xiàn)�！笆哭r工商”四民中，士的價值就是文字書寫。這種特點在賦中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登高能賦”可以為士。文體和書寫的文化生命、精神生命關系密切。所以，文人編集子的時候，把賦放在最前面，這里有一種對文體的尊重，對文化傳統(tǒng)的尊重。即使是在現(xiàn)當代，建一個大的宗祠、廟宇、樓閣，往往都要寫賦，這就是文體的遺存和延續(xù)。即使是古代的文體，也很難說生命就終結了，它有不可替代的獨立價值。

　　再比如元代蒙古族統(tǒng)治下的白話詔書，和現(xiàn)在把古漢語翻譯成現(xiàn)代漢語是一樣的寫作樣式。這種樣式也是一種文化適應的體現(xiàn)，漢族文人適應蒙古族統(tǒng)治者，努力把漢文化和蒙文化融合，一方面不能寫得太雅，讓上層看不懂，另一方面不能太俗，難以體現(xiàn)政府文書的權威，這些都可以在文體的角度體現(xiàn)出來。

　　記者：春秋、兩漢、魏晉、晚明時期都是散文寫作的繁榮時期，某種意義上也是思想表達比較寬松自由的時期，散文寫作之盛遠超詩歌，但是在士大夫的心目中似乎詩歌的價值仍然是第一位的。

　　郭英德：中國有強大的詩歌寫作的傳統(tǒng)，在長期的歷史中，詩歌被視為最高的和最難駕馭的文學樣式。但是隨著散文傳統(tǒng)的不斷積累，再加上宋以后的科舉考試越來越重視文章，而不是詩歌的寫作，這種風氣就得到了矯正和扭轉。比如桐城派，主要是作為一種散文的流派而存在。直到當代，大家都明白，這是一個散文的時代，在當代詩歌中已經很難舉出一位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大詩人，但是散文的寫作是可以有大作家的，比如小說家，小說的寫作本身就是散文的。每個時代在文學上可能有不同的偏向，構成了文學寫作的突飛猛進的創(chuàng)造，體現(xiàn)一個時代的精神。整體上看中國文字書寫的歷史，散文是生生不息的，詩歌在特殊的場合存在，散文則無所不在。所以，從整個歷史的演進來看，文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某種意義上遠遠超過詩歌。

　　記者：在此次《中國散文通史》的編撰中，關于當代散文，特別突出了藝術散文這一部分。藝術散文從散文的大家族里脫離出來，是“五四”民主、自由、個性精神的一種表現(xiàn)，但是從當代散文的狀況來看，這種純藝術的散文是否也存在使得散文創(chuàng)作容易脫離時代的危險？您認為網絡文學可否給散文寫作帶來新的希望？

　　郭英德：藝術散文的文體，我們又可以說是“美文”的文體�！懊牢摹笔峭鯂�維早就提出來的。19世紀末、20世紀初文化轉型中，文化精英強調“美文”的核心價值，事實上在于強調文學的獨立意義。一方面，面臨新的時代的轉變，我們要把文學從政治的、道德的束縛中獨立出來；另一方面，“上帝死了”，個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空前凸顯出來，“個性”“個人”這些詞匯的出現(xiàn)成為“五四”新文化的一個鮮明特點。在這種特點上，必然要更多地強調表達個人自由思想和情感的“美文”的核心價值，這是和后來的“五四”思潮完全吻合的。受此影響，在散文寫作中，一進入現(xiàn)代，和古代文化的銜接就開始脫節(jié)，“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很快被貶損，散文進入以“美文”為主宰的敘述氛圍。為了適應當代的文化思潮，我們更多強調文學本身的獨立價值，更多地凸顯個人、個性。

　　但是這確實帶來另外一種問題，就是在近乎意識形態(tài)化的追逐中，多多少少沖淡了散文家的社會責任感。我們當然也注意到，具體作家的選擇和傾向并不相同，但整體上的選擇具有一定偏向。這就從另外一個角度打斷了文學關注時代的傳統(tǒng)血脈。現(xiàn)在我們到處可以看到精彩、優(yōu)美的散文，講美食、講服飾、講雅賞，但是，從散文史的大視野來看，我們還是要有一種恢弘和凜然之氣。（記者  楊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