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元義、李明軍強調維護文學批評的尊嚴

　　這種文學批評的尊嚴的喪失不僅在于有些作家抵制合理的文學批評，而且在于不少文學批評家不能接受正確的文學批評。這就是中國當代有些文學批評家在文學批評實踐中互不尊重，甚至相互排斥。這不但嚴重妨礙文學爭鳴的正常展開，而且嚴重阻礙文學批評符合規律的科學發展。

　　文學批評的尊嚴

　　內容提要：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文學批評的尊嚴的喪失不僅在于有些作家藝術家抵制合理的文學批評，而且在于不少文學批評家不能接受正確的文學批評。文學批評家只有真正追求真理和捍衛真理，才能不依賴外力打破這種人才難以出現的不合理的秩序，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規避這種不合理的秩序所造成的危害。而文學批評家追求真理和捍衛真理，就是在文學批評中自覺遵循文學批評發展的規律，不斷超越自我局限，而不是固步自封；就是在文學批評中切實推動作家藝術家創作出偉大作品。

　　關 鍵 詞：文學批評、尊嚴、真理、偉大作品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文學發展的多元化和文學批評化解各種文學分歧的能力的式微，文學批評逐漸喪失了尊嚴。這種文學批評的尊嚴的喪失不僅在于有些作家抵制合理的文學批評，而且在于不少文學批評家不能接受正確的文學批評。這就是中國當代有些文學批評家在文學批評實踐中互不尊重，甚至相互排斥。這不但嚴重妨礙文學爭鳴的正常展開，而且嚴重阻礙文學批評符合規律的科學發展。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文學批評界展開了對以往《紅樓夢》研究的激烈批判運動。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文學批評界對這場文學批評運動的總結和反思似乎側重在政治層面上，很少從新生文學批評力量的崛起和發展的層面上進行深入的總結和反思。其實，中國文學批評界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展開的對以往《紅樓夢》研究的批判運動不僅是無產階級文學思想與資產階級文學思想的斗爭，而且是新生文學批評力量對既得利益集團的沖擊和崛起，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團形成的銅墻鐵壁，給不可勝數的年輕力量以出路。在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報》上，袁水拍在質問《文藝報》編者時指出了一個至今仍被人們忽視的現象，這就是對名人、老人，不管他宣揚的是不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一概加以點頭，并認為“應毋庸疑”；對無名的人、青年，因為他們宣揚了馬克思主義，于是一概加以冷淡，要求全面，將其價值盡量貶低。如果我們把袁水拍所說的“資產階級的東西”換成“錯誤的東西”，“馬克思主義”換成“真理”這些概念，盡量抹去政治色彩，那么，袁水拍在質問《文藝報》編者時所指出的這種現象是否存在并在今天是否愈來愈嚴重呢？袁水拍進一步地指出：“許多報刊、機關有喜歡‘大名氣’、忽視‘小人物’、不依靠群眾、看輕新生力量的錯誤作風。文化界、文藝界對新作家的培養、鼓勵不夠，少數刊物和批評家，好像是碰不得的‘權威’，不能被批評，好像他們永遠是‘正確’的，而許多正確的新鮮的思想、力量，則受到各種各樣的阻攔和壓制，冒不出頭；萬一冒出頭來，也必挨打，受到這個不夠那個不夠的老爺式的挑剔。資產階級的‘名位觀念’、‘身份主義’、‘權威迷信’、‘賣老資格’等等腐朽觀念在這里作怪。”我們把袁水拍所說的“資產階級”這些定語拿掉，袁水拍所說的“名位觀念”、“身份主義”、“權威迷信”、“賣老資格”等等腐朽觀念是不是在今天還很盛行？在當代文學批評實踐中，不少文學批評家互不尊重，“文人相輕”，不能真誠接受對方合理的文學批評成果。這種互不尊重、“文人相輕”難道不是“名位觀念”、“身份主義”、“權威迷信”、“賣老資格”等等腐朽觀念在這里作怪？這些“名位觀念”、“身份主義”、“權威迷信”、“賣老資格”等等腐朽觀念的盛行嚴重阻礙了新生力量的崛起和發展。有人相當尖銳地提出“我們現在應當拋棄那種對本來已經提拔起來了的文學‘顯貴’再加以提拔的貴族習慣，由于這些‘顯貴’的‘偉大’，我們的年輕的、默默無聞的和被大家所忘記的文學力量正處于不斷呻吟之中。”1中國當代不少文學批評家雖然很不情愿提及歷史上曾經指出過這種普遍現象的人，但卻否定不了這種鐵的事實。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有多少人認真傾聽那些年輕的、默默無聞的和被大家所忘記的文學批評力量的呻吟？中國文學批評界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對以往《紅樓夢》研究等展開的文學批判之所以演變為政治批判運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些文學批評家囿于既得利益，拒絕和抵制正常的文學批評的開展。有些文學批評家不是接受真理，而是固步自封；不是追求真理，而是依附強權。這種不認是非只認強弱的狀況已造成人才難以出現的不合理的秩序。因此，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在文學批評實踐中不僅要講真話，而且要追求真理和捍衛真理。文學批評家只有追求真理和捍衛真理，才能仰賴外部力量(包括政治力量或資本力量)打破這種人才難以出現的不合理的秩序，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規避這種不合理的秩序所造成的危害，才能展開較為充分的文學爭鳴并有效地推進文學批評的健康發展。

　　文學批評家追求真理和捍衛真理，就是在文學批評中自覺遵循文學批評發展的規律，不斷超越自我局限，而不是固步自封。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的“文人相輕”，互不尊重，主要是一些文學批評家不是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學批評成果，而是拒絕承認并吸收其他文學批評家的文學批評成果。有的文學批評家不是在相互辯詰中彼此促進，共同提高，而是避開正面交鋒，自說自話；有的文學批評家參與文學爭鳴不是為了認識真理和追求真理，而是為了撈取名聲資本，嘩眾取寵；有的文學批評家不是認真辨別對方的正確與否并吸收其正確的一面，以便豐富和發展自己，而是故步自封。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這種不太自重的行為不但很難贏得作家乃至全社會的尊重，而且很難推進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有序發展。

　　有的文學批評家在尖銳批評當代文學批評界“文人相輕”現象時指出，中國當代文學不是沒有經典和大師，而是不少文學批評家對于經典和大師不敢承認。這位文學批評家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出現了經典和大師，但是，不少文學批評家厚古薄今、“文人相輕”，漠視這些經典和大師的客觀存在，只是看到甚至夸大中國當代作家的局限，卻沒有看到他們早已躋身大師行列。其實，中國當代一些文學批評家對同時代作家過分挑剔甚至苛刻并沒有錯。所謂愛之深，責之切。一些文學批評家即使以偉大作家為標桿要求甚至衡量同時代作家，也不為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對同時代作家的這種敦促至少可以避免一些作家精神懈怠的危險。因此，中國當代一些文學批評家對同時代作家過分挑剔甚至苛刻與其說是文人相輕，不如說是文人相激。其實，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的文人相輕很少發生在文學批評家與作家之間，主要發生在文學批評家之間。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存在一種嚴重輕視甚至排斥文學理論的傾向。有些文學批評家因為有些人混淆了以理論為指南與以理論為公式的根本區別而輕視文學理論甚至排斥文學理論，認為強調文學創作是否符合文學理論而忽視文學創作的個體化、自由化特征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大失誤之一。這種認識不但是片面的，而且是對中國當代文學理論家的理論成果的嚴重輕視。在中國現代美學史上，美學家朱光潛雖然強調寬容別人和我自己的異趣，但是他承認文學的趣味是有高下的。在這個基礎上，朱光潛提出了純正的趣味這個美學概念，認為“不僅欣賞，在創作方面我們也需要純正的趣味。”2這就是說，在不斷創新不斷發展的文學趣味中，有的文學趣味是純正的，有的文學趣味則是低下的。因此，文學的趣味既要不斷推陳出新，也要充分體現人類文明發展的前進方向。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必須從理論上深刻思考人類文明發展的前途命運以及中國當代社會發展與人類文明發展的辯證關系并在這個基礎上深刻地把握中國當代文學的發展方向和發展規律，而不是囿于地域和當下的局限并在強調文學趣味的多樣化中縱容低下趣味的流行。其實，有些文學批評家之所以輕視文學理論甚至排斥文學理論，恰恰是因為他們在理論上陷入了誤區。這些文學批評家認為，在這個世界上，文學自由地表現自由和美才是最根本的道理。從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來看，文學描繪現實的生活和理想的生活，展現的是人類對真正的生活的渴望。優秀文學作品的超越時空的永恒價值，既因為它是自由創造的 ，亦因為它表現了人性的自由品格，還因為它本身就創造了人自由的方式，使人在未必自由的現實中表達和體悟自由之美。或者說，在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現實中只有藝術相對而言是最自由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往往存在著強調文學對現實的服從關系而反對文學對現實的“超越”的傾向。3這種認識顯然是片面的。文學對現實的服從關系與“超越”關系是統一的，不是對立的。一些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就割裂了文學對現實的服從關系與“超越”關系的辯證關系，割裂了作家對現實生活的主觀批判和人民對現實生活的歷史批判的有機結合。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赫·馬爾庫塞的文藝思想就比較典型。赫·馬爾庫塞明確地認為：“藝術所服從的規律，不是既定現實原則的規律，而是否定既定現實原則的規律。”4藝術的基本品質，即對既成現實的控訴，對美的解放形象的乞靈。赫·馬爾庫塞之所以割裂文學對現實的服從關系與“超越”關系的辯證關系，是因為他沒有看到資本主義社會里的人民的斗爭力量。赫·馬爾庫塞認為：“先進的資本主義把階級社會變成一個由腐朽的戒備森嚴的壟斷階級所支配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這個整體也包括了工人階級同其他社會階級相等的需要和利益。”這就是說，在先進的壟斷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同現有社會合而為一。而被剝削階級即“人民”越是屈服于現有權勢，藝術將越是遠離“人民”。因此，藝術只有服從自己的規律，違反現實的規律，才能保持其真實，才能使人意識到變革的必要。5可見，赫·馬爾庫塞只看到了廣大人民被統治階級奴化和同化的一面，而忽視了他們抵制和抗爭的一面。因而，赫·馬爾庫塞在強調作家藝術家的批判力量時，不但沒有看到人民在現實生活中的革命力量，而且完全忽視了文學藝術對這種人民的革命力量的反映，即藝術對解放斗爭的貢獻不能由被壓迫階級出現(或不出現)在藝術作品中來決定。秘魯作家略薩提出的文學的“反抗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赫·馬爾庫塞的這種文藝思想。略薩認為：“凡是刻苦創作與現實生活不同生活的人們，就用這種間接的方式表示對這一現實生活的拒絕和批評，表示用這樣的拒絕和批評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來的世界替代現實世界的愿望。”在這個基礎上，略薩要求文學對現實生活進行堅決、徹底和深入的拒絕和批判，即“重要的是對現實生活的拒絕和批評應該堅決、徹底和深入，永遠保持這樣的行動熱情——如同堂·吉訶德那樣挺起長矛沖向風車，即用敏銳和短暫的虛構天地通過幻想的方式來代替這個經過生活體驗的具體和客觀的世界。”6顯然，略薩所提出的這種文學的“反抗精神”既是空洞的，也是蒼白無力的。這種對現實生活的堅決、徹底和深入的拒絕和批判在否定現實生活中的邪惡勢力的同時，也拒絕了現實生活中的正義力量。也就是說，這種對現實生活的堅決、徹底和深入的拒絕和批判不但從根本上脫離了客觀歷史存在的革命力量，而且沒有深刻地反映這種客觀歷史存在的革命力量。但是，馬爾庫塞、略薩的這種文學思想卻被中國當代一些文學批評家毫無保留地引進了。有些傲慢的文學批評家甚至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已深入地批判馬爾庫塞、略薩的文學思想后依然固我，仍然片面地強調文學對現實生活的“超越”而忽略文學對現實生活的服從關系。這些傲慢的文學批評家在文學批評中往往是隨波逐流，不辨是非，甚至只認強弱，而不是追求真理和捍衛真理。在這些文學批評家那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是一個彼此互不聯系的差異世界。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考察哲學史時曾深刻地指出：全部哲學史是一有次序的進程。“每一哲學曾經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沒有任何哲學曾消滅了，而所有各派哲學作為全體的諸環節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學里。但我們必須將這些哲學的特殊原則作為特殊原則，和這原則之通過整個世界觀的發揮區別開來。各派哲學的原則是被保持著的，那最新的哲學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則的結果，所以沒有任何哲學是完全被推翻了的。”7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的發展也不例外。我們從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對文學批評主體“說什么”與“怎么說”的關系、文學的批判精神的把握上不難看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就是一種有次序的發展進程。有的文學批評家指出中國當代“先鋒批評”沒有在借文學對現實說“是”的同時揭示文學對現實所說的“不”，而是對于現實現在只說“是”，認為這種“先鋒批評”從過去只說“不”到現在只說“是”是喪失了文學批評的立場。而有的文學批評家則反對這種抽象地規定文學批評說“是”與“不”，認為文學批評既可以只說“是”，也可以只說“不”。文學批評是說“是”，還是說“不”，不取決于文學批評自身，而取決于文學批評所把握的對象。如果批評對象值得說“是”，批評主體就應該說“是”；如果批評對象不值得說“是”，批評主體就應該說“不”。這才是實事求是的。而批評主體說的對與不對是關鍵，至于批評主體怎么說則次要的。不問批評主體“說什么”，而是質問批評主體“怎么說”，這是本末倒置的。19世紀俄國文學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說得好：文學批評家不必拘泥于以前覺得這同一位作家的作品是好還是壞，而應該特別注意文學作品的價值。“對于值得贊揚的作家一視同仁地贊揚，對于不值得贊揚的人則一概不歌頌。”8由此可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對文學批評主體“說什么”與“怎么說”的關系的認識是逐漸深入的。同樣，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對文學的批判精神的認識也經過了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有的文學批評家在高揚文學的批判精神時不但脫離了現實生活，而且脫離了批評對象。這些文學批評家對現實生活的堅決、徹底和深入的拒絕和批判在否定現實生活中的邪惡勢力的同時，也拒絕了現實生活中的正義力量。也就是說，這種文學的拒絕和批判從根本上脫離了現實生活中的批判力量。有的文學批評家則強調真正的文學的批判精神是作家的主觀批判和人民的客觀批判的有機結合，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有機統一，是揚棄，而不是徹底的否定。由此可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對文學的批判精神的認識是不斷推進的。因此，文學批評家只有認真梳理和總結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這種有次序的發展進程，才能客觀公正地把握和評價各種文學批評觀在歷史上的地位和貢獻。

　　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既然是一個有次序的發展進程，那么，文學批評家在梳理和總結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時就既要看到各種文學批評觀滿足現實需要的程度，也要看到它們在文學批評發展史中的環節作用，并將這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客觀公正地把握和評價在歷史上曾經產生影響(甚至是轟動效應)的一些文學批評。在文學批評發展史上，有些優秀的文學批評是拒絕和批判現存狹隘需要的，有時很可能就不如一些迎合現存狹隘需要的片面的文學批評影響大。這時，文學批評家就要正本清源，撥亂反正，在清理和反思文藝批評發展史中還公正于一些追求真理和捍衛真理的文學批評家及其文學批評。可是，中國當代不少文學批評家則過于重視一些文學批評在現實生活中的影響，甚至從狹隘需要出發推崇一些片面的文學批評，而不是在辨別是非中并打撈那些湮沒無聞的優秀文學批評并使之大放光芒。久而久之，這將極大地扭曲文學批評家的創造人格，嚴重影響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有序發展。

　　文學批評家追求真理和捍衛真理，就是在文學批評中切實有效地推動作家創作出偉大文學作品并促進這種偉大文學作品引領當代文學的有序發展。

　　文學批評家不僅要在文學批評的自身發展中追求真理和捍衛真理，而且要在推進文學創作的健康發展中追求真理和捍衛真理。這種追求真理和捍衛真理主要就是文學批評家推動作家創作出既符合本時代需要又符合人類文明發展需要的偉大文學作品，并以這種偉大文學作品引領當代文學的有序發展。否則，文學批評家仍然很難完全贏得作家乃至全社會的尊重。

　　然而，不少文學批評家卻在中國當代多元化的文學潮流中自我放逐，甘愿墮落成為文化掮客。有的文學批評家認為應該“是文學作品給文學立法，而不是文學批評給文學立法”。他們認為文學世界是無限豐富的，作家的每一次寫作都是對以前文學作品的一次挑戰，所以文學批評家要更多地尊重作家作品，尤其是尊重作家的原創。其實，這種文學批評觀并不新鮮，不過是克羅齊派文學批評觀的翻版。朱光潛在扼要地概括克羅齊派文學批評觀后指出，這是一種“創造的批評”。這種“創造的批評”認為藝術作品的精神方面時時在“創化”中，創造欣賞都不是復演。“真正的藝術的境界永遠是新鮮的，永遠是每個人憑著自己的性格和經驗所創造出來的。”9朱光潛在全面把握克羅齊派文學批評觀的基礎上指出了這種文學批評觀無法克服的困難即忽略了藝術的價值高下判斷，這自然對于文學批評是一種困難。文學的多樣化的發展是有價值高下的，而不是等量齊觀的。毛澤東在看到作家幾乎沒有不以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這種情況時尖銳地指出，文學批評既要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也要促使較低級的藝術逐漸提高成為較高級的藝術，促使不適合廣大群眾斗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斗爭要求的藝術10。這就是說，在作家都以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情況下，文學批評家不能放棄是非判斷和價值高下判斷，而是嚴格甄別較低級的藝術與較高級的藝術并促使較低級的藝術逐漸提高成為較高級的藝術。因此，文學批評家不能拜倒在作家作品的腳下亦步亦趨，而是正確地鑒別作家作品的好壞和價值高下，積極引領文學有序而健康的發展。的確，文學批評家應該正視任何一部特定文學作品中的種種奇特古怪之處，正視其中不“得體”的因素，但是，文學批評家卻不能被文學作品的這種種奇特古怪之處和不“得體”的因素所嚇昏，“一定得有明確的是非，有熱烈的好惡。”否則，“他先就非被‘輕’不可的”(魯迅語)！在文學發展史上，有些文學作品的奇特古怪之處和不“得體”的因素看似創新，實則倒退，偏離了人類文明發展的大道。文學批評家固然不應該傲慢，但也不應該隨和。文學批評家的才能就充分體現在這個尺度的拿捏和掌握上。但是，有的文學批評家卻要求文學批評家應該有更廣闊的容忍空間，看到文學作品的差異，看到作家的千差萬別，認為如果沒有根本意義上的多元化，多樣化實際上是不成立的。這種文學創作的多元論雖然包容了有意義的奇特古怪之處，但卻縱容了無意義的奇特古怪之處，就是“什么都行”。這種文學創作的多元論顯然是一種“亦此亦彼”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思維離不開判斷，它總是既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哪有什么只是肯定從不否定的“思維方式”呢？這種“亦此亦彼”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只看到了事物相互間的聯系，沒有看到事物之間的質的差別，因而不可避免地搞中庸調和。而文學批評家放棄必要的價值判斷則無異于繳械投降。因此，中國當代文學的多樣化發展不能完全各行其是，漫無依歸，而是有發展方向的即創作出既符合本時代需要又符合人類文明發展需要的偉大的文學作品。

　　中國當代社會正在走向偉大時代。德國作家歌德曾經提出過一個衡量上升時代的文學指標，即認為“一個時代如果真偉大，它就必然走前進上升的道路，第一流以下的作品就不會起什么作用。”11雖然中國當代社會容許各種各樣的文學作品的存在，但是那些優秀的文學作品卻不能淹沒在眾聲喧嘩中，應該積極發揮引領作用。因此，有出息的文學批評家首先要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發現和把握優秀的文學作品。所謂站在歷史的制高點，就是從理論上認識和把握整個歷史運動并自覺地站在整個歷史運動的前列。其次，有出息的文學批評家要大力增強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對其他文學作品的引領作用。也就是說，有出息的文學批評家要辯證地把握優秀的文學作品和其他文學作品的復雜關系，不但要指出其他文學作品和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的差距，而且要善于挖掘其他文學作品所蘊含的精華部分并促進廣大作家見賢思齊。這樣，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就必須至始至終地反對這樣兩種偏向：一種是虛無存在觀，就是從偉大文學作品觀念出發，只承認偉大文學作品，而看不到各種各樣的文學作品現實的合理存在。這就陷入虛無主義泥淖了。這種虛無主義傾向只看到了一般文學作品和偉大文學作品的差距，而沒有看到它們之間的辯證聯系，這實質上無異于取消了文學的多樣存在。一種是粗鄙存在觀，就是從文學世界全部、整體的存在出發，要求包容并承認文學世界的整體存在，而不區分這個文學世界的好壞和優劣。這就陷入了庸俗哲學泥淖了。這種庸俗哲學傾向要求從新的文學創作現象概括出的新的文學理論思想固然不錯，但它卻沒有認真區分新的文學創作現象的好壞和優劣，這實質上就是承認凡是新的文學創作現象都是合理的。的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需要充分注意自己身邊至鄙至俗、極淺極近的文學，但絕不能放棄對這種至鄙至俗、極淺極近的文學的批判和改造。否則，就為媚俗、庸俗、低俗的文學作品大開綠燈。因此，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既不能只是看到文學世界的聯系，也不能只是看到文學世界的差別，而是既要看到文學的理想和文學的現實的差距，又要看到文學的現實正是文學的理想實現的一個必要階段。也就是說，我們針對文學的現實提出某種文學的理想，與作家們在實現這種文學的理想時達到了什么程度是兩回事。我們絕不能因為有些作家沒有完全達到這種理想要求，就全盤否定他們的切實努力和點滴進步。只有這樣，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才能既看到文學世界的聯系，也看到文學世界的差別，積極引導中國當代作家創作生產偉大的文學作品，共同開創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欣欣向榮局面。

　　在把握廣大作家在創作生產偉大文學作品上的切實努力和點滴進步的同時，文學批評家還要鍥而不舍地推進這些切實努力和點滴進步形成滾滾向前的文學潮流。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在這個方面卻是差強人意的。中國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現實主義文學潮流本來可以在不斷深入地把握中國當代社會發展的基礎上發展為參天大樹。但是，這種現實主義文學潮流在20世紀末期發生了駭人的畸變，出現了偽現實主義文學傾向。有些文學批評家尖銳地批判了這種偽現實主義文學傾向。但是，這種文學批評卻不但沒有在接力中發展，反而淹沒在眾聲喧嘩中。而大多數文學批評家則與這個現實主義文學潮流共沉淪。與19世紀俄國優秀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發展軟肋是明顯的。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潮流的確涌現了不少具有世界影響的大作家大作品，但是，如果沒有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等一批卓越的文學批評家的推波助瀾和保駕護航，這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潮流就不可能橫無際涯。而這些卓越的文學批評家雖然前后出現，但是他們在推進俄國進步文學的前進上卻是一脈相承的，就是接連不斷推動俄國進步文學沖破當時黑暗世界的禁錮，綻放絢麗的自由之花。正如別林斯基所指出的，在這個黑暗世界里，新生的力量沸騰著，要沖出來，但被沉重的壓迫緊壓著，找不到出路。而俄國進步文學卻顯示出蓬勃的生命和進步的運動。別林斯基高度肯定了這種俄國進步文學，認為正是因為這種進步文學的出現，所以在俄國詩人的頭銜和文學家的稱號早已使燦爛的肩章和多彩的制服黯然失色了。當作家果戈理的文學創作出現思想危機即把謊言和不義當作真理和美德來宣揚時，別林斯基沒有默爾而息和隨波逐流，而是拍案而起和憤怒聲討，有力地批判了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畸變現象，促進了俄國進步文學的向前發展。繼起的杜勃羅留波夫在別林斯基對俄國進步文學這種肯定的基礎上提出了衡量作家或者個別作品價值的尺度，就是“他們究竟把某一時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現到什么程度。”12杜勃羅留波夫指出，奧斯特羅夫斯基之所以杰出，就在于他挖掘和表現了與當時俄國人民生活的新階段相呼應的堅強性格。這是一種能夠克服頑固獨夫們所造成的一切阻礙的有進取心的果敢而堅毅的性格。杜勃羅留波夫認為這種俄羅斯的堅強性格和任何專橫頑固的原則都是勢不兩立的，“他是意志集中而堅決的，百折不回地堅信對(自然的)真實的敏感，對(新的理想)滿懷著信仰，樂于自我犧牲(，就是說，與其在他所反對的原則底下生活，他就寧使毀滅)。”13而俄國進步文學正是在這些杰出的文學批評家持續不斷地向前推動下蓬勃發展的。其實，中國當代文學界不能說完全沒有俄國這種進步文學的成分的存在，只是浪花偶現，而不是形成洶涌澎湃的文學潮流。這是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難辭其咎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在推動這種進步文學前進的過程中力量過于分散，沒有在化解差異中形成合力，甚至難以深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些文學批評家提出中國當代有些文學作品喪失了人文精神。這引起了中國文學批評界的極大反響和極大關注。不過，這僅僅局限在精神層面上把握人文精神的失落現象。有的文學批評家則進一步地從歷史層面上探究了中國當代一些作家的精神背叛，認為這種精神背叛是這些作家社會背叛的結果。而這些作家這種社會背叛又是中國當代社會發生歷史演變的產物。在這個基礎上，他們提出了中國當代作家直面現實、感受基層、超越局限、精神尋根這種價值取向。可是，中國文學批評界這種更深入的解剖和更高的理論發展卻淹沒在眾聲喧嘩中，幾乎無人問津。2009年，文學批評家閻綱提出現在“應是文藝政策調整時”，強調文藝立法刻不容緩，認為現存的文藝政策不大適應21世紀以來的文學創作環境，需要進行必要的調整。14有的文學批評家提出中國當代文學應積極開掘和表現與21世紀中國人民生活的新階段相呼應的性格和精神氣質，重鑄中華民族魂。應該說，這些都是中國當代文學健康發展的點穴批評。但是，這些振聾發聵的聲音仿佛散發在太空中，沒有任何回音。其結果，中國當代不少優秀的文學批評往往淹沒在眾聲喧嘩中，既不能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沒有形成持續影響，也不能引導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健康發展。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處在這種狀態里是很難贏得作家乃至全社會尊重的，當然也就不可能有尊嚴。

　　(2012年度文化部文化藝術科學研究項目：《當代藝術學發展的反思與建構》，批準號12DA01。作者單位：內蒙古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和文藝報社理論部主任)

　　注 釋：

　　1、以上參見《中國新文藝大系(1949—1966)理論史料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年版。

　　2、見《朱光潛美學文集》第2卷，上海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253頁和第254頁。

　　3、參見劉中樹、許祖華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思潮史》，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369—375頁。

　　4、5、《現代美學析疑》，赫·馬爾庫塞等著，綠原譯，文學藝術出版社1987年版，第46頁、第22—23頁。

　　6、《給青年小說家的信》，略薩著，趙德明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6頁。

　　7、見《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黑格爾著，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40頁。

　　8、《車爾尼雪夫斯基論文學》中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53頁。

　　9、《朱光潛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頁和第378頁。

　　10、《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頁。

　　11、《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78頁。

　　12、《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2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58頁。

　　13、《杜勃羅留波夫選集》第2卷，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01頁。

　　14、《文學警鐘為何而鳴》，閻綱著，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412頁。

　　原載《當代文壇》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