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珍視生活的給予

李浩發言

　　多年之前，其實也沒有很多年，我還對“體驗生活”“深入生活”這類的詞不以為然。我對《巴黎圣母院》不厭其煩的建筑介紹不以為然，對《尤利西斯》中都柏林每條街區的真實對應不以為然，對奧爾罕·帕慕克拿著錄像機拍攝伊斯坦布爾的街景和生活不以為然。我承認，我屬于那種書齋型的作家，也曾反復地提到博爾赫斯的一句話：天堂，應當是一座圖書館的模樣。我覺得，我的或者我們的書齋生活同樣是一種生活，生活不在別處，每日每夜，我都處在生活之中，從未曾有過脫離。不是一類生活值得深入而另一類生活就不值得深入。我反復強調，用略薩的話來強調，小說不是生活生出來的，而是用語言寫出來的，從生活到語言需要作家一系列“深刻而復雜”的變動一一即使現在，我也認為這種多年之前的想法依然有它的道理，我不能用一方來否定另一方一一而我對“體驗生活”“深入生活”的不以為然恰是建立在某種程度的否定上的。我還寫過文章談我的看法。現在想起來，我的確為我當年的狂妄傲慢而感覺羞愧。

　　意識到“深入生活”的重要，對我來說，是有個過程的。 (我說這樣的話，不是出于什么修辭考慮，也不是什么欲揚先抑，它是在我身上的真實發生。)  

　　一是一些作家作品的教益。我還要先提這一點兒。給我這個啟示最為強烈的，是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它讓我看到，生活中諸多原有的汁液、粉塵、氣息讓小說有了更大的藝術魅力而不是減損它，而那些原有的汁液、粉塵、氣息又是那么豐富、多意和美妙，它融在作家的故事中，拓展了空間也增加了厚度。當然還有雷平陽書寫云南的詩。是的，之前，像托爾斯泰、雨果、納博科夫、辛格等人對生活的書寫于我并沒有那么強的啟發，其一，我覺得描摹現實的理念是滯后性的，只會使小說變得臃長，不忍卒讀；其二，出于擺脫影響焦慮的考慮。同時我還有這樣的想法：如果電影、電視和攝影能做的，可做的，小說完全可以不做。描述生活已經成為時下小說創作的一個短處，你的逼真化處理永遠趕不上影像的真實，索性我舍掉它，放棄它。在偉大的《鐵皮鼓》中，我發現，如果試圖展示某種的寫作野心，如果試圖充分展示人類的生存境遇和豐富，生活和生活中的細節是繞不開的，不容忽略的。如果我拿掉對生活的書寫，這部展示和反映二戰時但澤人生存境遇的大書就變得輕薄，簡單。詩歌，一向距離內心的情感較近，距離日常的“故事”較遠，但在雷平陽那里，我受到了刺激和啟示。他用書寫具體生活情境的方式書寫人的境遇，讓人陷入，回味一一它建立了自己的哲學，即使過度闡釋也不能耗盡的哲學。如果不是因為自己意識到的作品的問題，我不可能申報深入生活的支持。

　　二是持續的寫作讓我感覺了不足。現在想起來，我的多種樣式的寫作，真正能讓我自己感覺還算可以的文字其實和我童年、少年經驗相關的那些，和生活有切近感的那些。而當時我并未意識到。說實話現在我也很不愿意如此承認，因為我醉心的、著力的是另外的作品，作為一向標榜為先鋒的作家我更愿意自己建立一個和時下生活完全不一樣的世界一一談我意識到的不足。它出現在我寫作自己的長篇《如歸旅店》時。我發現，對于一部長篇來說，僅有虛構和故事是不夠的，它支撐不起來，缺點什么，而且缺的不少。所以最初，我用了全部的力氣寫下的也只有三萬多字，缺少生活細節它無法展開。幾年里，我一直在思考它，它如何得到擴充，豐富一一我想到了生活。事實上，當時我想到它時還是有著輕慢的，我想簡單了解一下當時(我寫的是民國初年)關于大車店的一些基本情況免得過于失真就行了，簡單了解一下當時人們的生活狀態一一然而等我真正找些老人坐下來談的時候，突然讓我見到了火花，讓我聽到了在我設計之外、想象之外的故事，我恍然，哦，原來還有這事兒，原來還有這樣的結局！原來，可以這樣發生，其實更應當這樣發生！我是河北省海興縣人，我們建縣歷史很短，在采訪了當地一些老人和史志辦的同志之后我感覺還需要增加，必須增加，于是我經朋友邀請又去了泊頭：它原是運河的口岸，建有中國最早的火柴廠，歷史人文也相對豐厚。在采訪中我還有了一個意外收獲：朋友借我一本民國時的交河縣志。那些天，我一直在激動著，我沒想到我能有如此大的收益，在生活中，在他們簡短、貧瘠的語言中。那部小長篇2010年出版，我把它的發生地放在了交河(泊頭的一個鎮，原來它是縣，泊頭是鎮)。因為在交河我的采訪更為充分，因為我對交河的生活似乎了解更多。可以說，這次的收益是巨大的，不只是小說的完成，更重要的，是我修正了自己的某些偏見，是讓我更為重視來自于生活、他者的啟示。這就有了后來對“深入生活”的申報，有了我寫作《父親簡史》的可能。這一次，我的收獲更大，34萬字的小說終于在今年一月完成，我自信，這部表達我思考、追問、理解和夢想的書。自信源自我的思想積累，更源自于生活的給予。一年的時間里，我到處尋訪，詢問，找各類人去了解，同時又去認真觀察，那些或新或舊的建筑，生長在平原的植物，河流和河流的流經……我努力讓我的寫作有根，有扎實和豐厚，同時又具備強烈的飛翔感。我想請允許我舉例一個插曲。我寫父親簡史，一部分是以真實的父親為原型的，可我的父親，總是拒絕談自己和自己的真實生活。這于我更是難度。于是，我只得從各種的側面去了解，去了解他。一次我回老家采訪，一個鄰居說到我爺爺撿錢的事兒，他用的，是贊賞的口氣。這件事我在二十幾年前就聽我母親說過，所以當時沒當一回事兒。而且他說的也極簡單。結束之后回來的路上，陪我去的我的四叔發出感慨，他說，你爺爺瞎正直，一大包錢，可不是小數目。當時咱家窮得吃上頓沒下頓，你奶奶因為這件事和他生了好幾天氣。中午吃飯，四叔又提及此事，我大娘家的大哥哥附合，咱爺爺也可能讓人家騙了。也不好好地問問。要走他錢的那個人不一定是丟錢的人，咱爺爺站在路口一個個人問，要我我也說是我丟的。當時我還沒有在意，回來后越來此事越有意味。我發現了另外的角度，在我爺爺和我母親的角度之外，這件事，還有四叔的角度，大哥哥的角度。在他們的角度之外肯定還有更多的延展。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心理內含，有豐富的潛臺詞。之前我沒有想過我四叔和我大哥哥會那么想，而他們說出，我又覺得非常具有合理性一一也就是，對一件事的發生，即使一家人也存在諸多的想法，這些想法很可能是相悖的，卻又都是合理的。在寫作《父親簡史》的過程中，這段內容我始終插不進去，它不在我想要表達的主線之內，而旁逸的故事太多勢必打亂故事結構。可我又舍不得它。于是，我用它完成了一篇短篇，名字叫《爺爺的債務》。感謝我爺爺，感謝讓我重新了解和深入的生活，它先后獲得了《人民文學》獎和蒲松齡文學獎。

　　文學，在本質上是讓我們理解生活、了解他者和世界的，即使我們建造一個全新的、不一樣的彼岸世界它的原材料也多數來自于此岸此時的生活發現。生活，豐富多樣的生活可以讓我們的寫作變得更為豐厚，多樣，且有親近感親歷感，這種帶入是文學需要做到的。從生活中尋找，從生活中發現，有時也會糾正我們的某些片面，想當然，這點兒我的體會尤深，前面已有例證。而且，生活有自身的復雜，深度，歧意感，捕捉和記下生活的某些細節、發生，也會使我們的作品獲得意外的豐厚，像巴別爾在《騎兵軍》中所做的那樣，像蒂姆·奧布萊恩在《士兵的重負》中所做的那樣。之前，我承認我對“生活是創作的源泉”這一陳詞很是偏見，現在，我想它已經獲得了糾正，這種糾正是因為我意識到了自己的不足，并在糾正中確實地獲得了補益。

　　關于胡冬林先生《狐貍的微笑》：首先我要表達對胡冬林先生的敬意。《狐貍的微笑》中諸多篇章我在《作家》初發時已讀到過，很是喜歡，并先后向多人推薦。

　　我感覺，《狐貍的微笑》是一本讓你急切想讀完卻又害怕讀完的書，它有讓把的讀者在其中沉浸的力量。它有強烈的帶入感，有光粘在樹枝上所散發的木質之香。

　　我感覺，《狐貍的微笑》文字質樸平和，不警不乍，卻有著相當豐富的毛細血管，你能感覺其中血液的調動。胡冬林先生給自己的文字注入了豐沛的血液和溫情，讓你在對待這些文字時必須也必然小心翼翼。任何的倦憊懈怡都有可能碰破文字其中的毛細，讓它流出血來。

　　當然，它還是一部動人的書，有打動力量的書，這份力量貯藏在每一篇文字中，每一個故事中，每一個遭遇中。在這里點，我想與會的專家老師會比我讀得更好。所以我就少說兩句。

　　作為一個具有野心的作家，我一直努力，試圖用全部身心和才能為文字的生態多樣“增添新物種”，我承認自己做得并不好。和目標當然相距甚遠。然而在我看來，胡冬林先生的寫作在文學中，至少是在我們的文學中是一個“新物種”，他那樣獨特，個人，難以模仿，至少是對珍惜物種給予關心和保護，這也是文學生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