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艷：代際與70后青年寫作

　　在當下的文化情境中，青年寫作與代際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不同時代的人存在著巨大的文化差異性，即便是同時代的人身份認同也是多元和自相矛盾的，代際與現代個體身份焦慮成為一個無法忽略的現實存在。新崛起的一代人會尋找自己的同代人，作為同一代人的感覺，實際上是現代人無法定位自身身份的一種體現，是現代身份焦慮的突出焦點。代際以及代際之間的復雜關系也就成為現代社會身份意識多元混雜的根本標志。現代個體身份焦慮源自于權威瓦解、傳統崩潰、宗教卻魅，于是現代個體陷入“我是誰”的現代性困惑，從而徘徊于自我、他者，此在、彼岸，工具理性與自我欲望的無邊黑暗之中。

　　代際寫作成為當下文學寫作的一種新維度。不同代際的作者們通過文學寫作緩解現代自我的身份焦慮，在某種程度上，文學充當了精神治療的角色。青年寫作作為一種代際寫作，實際上在表達自我經驗的同時，獲得了同代人廣泛的身份認同。然而代際寫作在獲得廣泛身份認同的時候，也暗喻著對于時代同質性的理解和同步的生活認知。當我們的身份意識混雜在急劇轉型的社會中，文學之聲無疑是凌亂、瑣碎和猶疑的，無數細微日常的文本敘事傳達出一種集體的沉默狀態。在每一個自我確證的文本中，都呈現出不同的對于當下與自我的糾結和張力，但這種集體絮語往往缺乏強有力的時代之音的表達。盡管個體生存體驗與自我的精神空間已然和文學性相輔相成，成為當下寫作最為突出的特質。然而也正是這種和主流宏大敘事相間離的自我抒情敘事，其精神空間和審美經驗往往會執著于著青春情欲的率性而為，直面生存的單向度以及個體經驗的純粹和尖銳。于是如何從青年寫作的情緒出走，進入更為深邃寬廣的寫作？當下一批70后實力派作家的寫作實踐無疑用文本向我們提供了青年寫作突圍的某種努力。

　　何以會突然出現一個非常明顯的代際變化？在中國近現代白話文學傳統中，親緣宗族、地域文化、宗教倫理和世情百態一直是作家敘事最為直接的對象。傳統作為聯系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某種方式，讓文化和生活呈現出某種延續性，從而在文學中也體現出一以貫之的美學追求和價值意蘊。而當下的文化理念中，家族、血緣甚至于地域性已經極大地被打破，從作家主體認知上來說，家庭倫理、宗教道德、歷史現實等等，都處于在一種曖昧含混的狀態中，友誼或者隱秘的個人關系成為穩固的社會紐帶，個體自我前所未有地膨脹，又史無前例地被現代國家龐大堅硬的體制所壓抑。于是不確定性反而成為某種全球性共識，這種不確性帶來的不可知論向過去和未來雙向延展，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現代個體面對世界的不安和焦慮。

　　具體到敘事對象，傳統文本中描述的大多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矛盾，比如災難題材中的饑荒、瘟疫、洪水、惡劣氣候等等，社會環境中的專制暴力、殘酷生存、軍閥混戰、匪盜苛政等等，同時有著大量基于宗教傳統文化倫理探討的文本，比如家族史、宮廷秘史、鄉俗民情乃至于地域文化、市井風情，甚至于延伸到當下對于商場、官場、具體行業領域的文本敘事，這些無疑都是以前現代文化范疇為敘述對象，作家所有直面之物都是穩固和明確的。

　　現在我們依然在重復著以上諸多的敘事內容，但是為何會感覺到這種敘事對于當下時代人心所呈現的深度和廣度不夠？隨著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我們所面對的世界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尤其對于作家來說，很多題材不是說過時了，而是我們面對這種題材時的視點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僅是作家主觀認知上，而是現代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客觀事實本身呈現出來的。比如從描述具體的自然災害轉向對于人類與自然關系的現代性反思，從人與自然之間的爭斗轉為思考人類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從對于人類暴力的呈現，對于戰爭恢弘場面和英雄主義的塑造到對于人類暴力自身的反思以及現代戰爭工業化可能帶來的巨大威脅。同時隨著人們從宗教與世俗權威中逐漸出走，個人之無意義的威脅將會成為更多作家關住的焦點。由此， 中國近現代白話文學傳統的敘事經驗發生斷裂，傳統敘事經驗不再具有很強的有效性。青年作家面對的是一個與傳統異質的現代社會，有了新的敘事動力和敘述對象，且這種新經驗無疑是和以往經驗存在著決然不同的外部表現形態和內在特質。現代個體的日常經驗和抒情必然成為青年寫作的敘事動力和對象。

　　70后一代作家大多生活在一個相對常態的社會環境中，且青春成長期適逢1990年代之后多元文化的氛圍，由此，才有可能并必然地將視域從民族國家幾十年的苦難經歷延伸至當下現代個體平庸生存的具體鏡像中，并企圖對這種新的現代生存方式進行打量與剖析，描述其中困擾現代人日常生存的生活圖景與精神困境。由此在他們的寫作中，世俗眾生相在被呈現的同時也被時代的功利主義所淹沒，無數平面化的個體經驗在表征了生活的同時似乎又無法真正言說生存的本質，小說技術日漸純熟卻面臨著精神后撤的尷尬，同時一大批寫作依然和大眾文化、欲望消費構成共謀關系，從而進一步讓這一寫作群體面目模糊，陷入群體性的寫作危機之中。

　　當代中國文學缺乏對于現代轉型期常態生活的同情之理解。文學破除政治意識形態束縛之后，在市場經濟、大眾文化和物質主義的語境中，極快地進入物化的個人主義，其落腳點是世俗生活欲望的滿足與精神的坍塌。自上個世紀90年代文學開始關注生活層面之后，從新寫實一路走向欲望書寫，而這種欲望話語是當下流行的某種生活、情感和話語方式。但是，尋常百姓往往并非是生活在一種極端欲望化的情境中，他們被動地生活在常態的物質主義初來的生活流中，經歷一個人的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生兒育女。當下寫作極度濃縮和夸大凡人生活的欲望色彩，于是出現了大量的對于現當代歷史的欲望化敘事。許多文學文本糾纏于農民意識籠罩下帝王的情色經歷，或是豪紳軍閥的妻妾成群，或者是鄉野村婦的豐乳肥臀，甚至于是舊式文人遍地遺情的破敗鄉土。

　　隨著傳統倫理的日漸坍塌，我們如何面對主流欲望話語實際上成了很多人的困惑，大多數中國人僅僅是如看客般地旁觀著，我們被拋入當代生活，又被當下的欲望話語所淹沒。當下的青年寫作對于歷史與生存的認知姿態更為日常化，在日常性經驗的維度開始思考一個常態社會的生存與審美經驗。可能這種日常性會割裂對于整體宏大社會經驗的表述，但是相對于當代文學宏大敘事屢屢無法自辯的現代性精神向度的缺失，如何在平庸個體走向現代的時空中尋找屬于現代小說的精神性存在，應該是當下文學的題中之義。現代人所面對的是卻魅與卻魅之后自我的黑暗和虛無。因為上帝、權威、傳統甚至于理性本身都遭到了質疑，現實生存已經讓我們開始直面物質主義和現代生存難以承受之輕。青年寫作正是在這樣一個節點進入當代文學，期待青年作家敘述現代個體所面臨的孤絕精神境地，個體進入無物之陣的心路歷程，呈現被撕裂被折磨的靈魂，從而真正用新的敘事經驗照亮中國人遭遇轉型巨變的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