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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當今,大學生們獲取信息的渠道主要依靠聲頻、視頻和網絡,淺閱讀代替了經典品讀,思辨理性讓位于快餐化信息。大學校園里,背誦外語的遠多于朗讀國文的。大學課堂上,英語是必修課,語文是選修課。這樣的鏡像下,被稱為“人學”的文學越來越被邊緣化。
文學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是客觀現實的藝術化反映,是人們內心情感的體驗和一定時期、一定地域的社會生活的再現,其思想性是不可替代的。哲學家鄧曉芒說,文學的長處是能夠振聾發聵,甚至與世俗相對抗。與其抱怨公眾遠離經典、焦慮于文學的被冷落,不如靜心思考如何激活文學的潛力。大學校園里,推動文學教育從理論向實踐、從校園文化向校園文學、從專業教學向思想教育三個方向延伸,可實現大學生專業學習、素質習得、思想提升“無縫對接”。
從文學理論向生活實踐延伸
這是文學教育的本質要求和內在規定,是提高文學生命力、吸引力的現實呼喚。文學的起源和發展、文學的創作和批判等決定了文學本身是社會的、生活的、實踐的。中國民間蘊藏著無盡的文學資源,我國古代就有專門到民間采詩的采詩官,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305篇多采自民間。勞動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創造出眾多的語言、文字和不計其數的民間故事、詩歌等,這些成果散發著勞動人民對真善美的歌頌、對假惡丑的鞭撻、對剝削階級的憎惡、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文學教育既來源于實踐,更要回歸到生活,回歸到人民大眾。對大學生來說,理論知識只有在現實中得到應用才能轉化為能力,內化為素質。文學理論實踐化就是要貼近生活、貼近實際,創設問題情境,變抽象的文學理論為鮮活的情景和實際的生活體驗。文學理論實踐化的社會層次包括開展與專業結合緊密的社會調查、社會實踐、實習等,學校層次包括寫作業、撰寫論文、文學創作、文學沙龍等課堂教學的補充。文學教學通過課外與課內配合,校外與校內互補,傳授與訓練結合,老師與學生互動,構筑全方位立體化的綜合培養體系,深化文學滋潤人的效果,促進文學教學走向社會、回歸生活。
從校園文化向校園文學延伸
文學教育從課堂走向校園文化根本體現為走向校園文學。五四運動至今,校園文學直接影響著一批青年學生的成長。清華大學1926年成立的“弘毅學會”、西南聯大時期的“冬青社”以砥礪人格磨煉意志為目的。五四運動時期,傅斯年、羅家倫在北大組織“新潮社”,后成為學界鴻儒和政治活動家。上世紀80年代,校園文學蓬勃發展,喻杉創作的《女大學生宿舍》轟動一時。武漢大學開辦的作家班產生了熊召政、池莉、方方等知名作家群。
校園文學是以學生為主體,以校園生活為主題,以文學為表現手段,以文化為載體的業余文化活動和以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等為表現形式的文學創作活動。從校園文化延伸到校園文學是在精心策劃業余文化活動和大力扶持文學創作活動中實現的。校園文學的有組織活動,離不開文學教師的專業指導,也離不開學生工作系統的有效組織。文學第一課堂和文學院系學生學術文化活動依靠校園文學搭建起無縫銜接的“橋梁”。業余文化活動在高校中流行的形式包括成立文學社團、開辦文學講座和創辦文學刊物以及舉辦辯論賽、文學沙龍、文化節等,豐富大學生的文化生活,給大學生提供深化知識和鍛煉能力的平臺。
從匠器培養向時代“君子”培養延伸
文學的功能不僅體現在文化層面、審美層面,更指向超越功利價值的精神價值層面,教化人的心靈。高爾基把文學稱作“人學”,指出了文學的根本特點。北京大學教授孔慶東認為“文學是人的價值核心,是無用之大用”。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獲獎者劉醒龍認為“文學的作用在于引起人們心靈的震撼,使得人們感動與反省”。
文學作品中豐富的育人資源為文學教學和思想教育的有機結合提供了豐富的土壤。美國新人文主義學者歐文·白璧德提出“造就有‘質’的人”,這個“質”的內涵包括對人性、社會或未來的終極思考。真正的文學,必然關心天下蒼生、民族興衰,必然是文以載道的。司馬遷《報任安書》是極好的勵志讀本,文天祥的《正氣歌》一身正氣感千古。多少文學精品實為育人金玉,教育者可以利用文學作品進行理直氣壯的道德教育、人品培養。文學教育應該讓全體學生因文學而豐富自己的內心世界,提升自己的精神品質,增強自己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社會責任感。一句話,我們的專業教育,固然離不開“匠器”之塑造,才藝之訓練,但根本宗旨是與思想政治教育相一致,即培養文以載道的新時代“君子”。他們胸懷遠大理想,勇于社會擔當,不辱時代使命,致力民族復興。
(王懷民,作者系武漢大學文學院黨委副書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