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從個體出發，重返共同體

　　像我們這個時代的所有故事一樣，要真實地講述什么，就要首先從“我”開始，盡管這種沉溺在“我”的內部的故事，往往走向更大的不真實。我出生在遼寧東部的一座時間仿佛靜止般了的小城。在我成長的年月，沒有衛星電視，沒有電腦與網絡，甚至沒有報紙與雜志。在寧靜的蒼白中，小城貧乏的基礎教育，無法滿足我莫可名狀的求知欲，對于新的、不同的世界的好奇，這只有通過最傳統的文學閱讀，大量的對于狄更斯、雨果、托爾斯泰等偉大的十九世紀文學的閱讀。

　　和十九世紀的故事相似，文學對于我首先是一種“脫嵌”，和故鄉的環境、自己的家庭、古老的禮儀風俗與情感結構的脫嵌。通過閱讀，在東亞的邊緣地帶，我慢慢熟悉千萬里外的倫敦和巴黎，而周遭的一切變得灰暗下去了。脫身而去的方式，是通過高考，考到名牌大學的中文系。然而，嵌入名校的中文系，意味著文學不僅是一種信仰，一種救贖，更是一種體制化的生活方式。從本科到博士——“80后”一代批評者幾乎共享的人生軌跡，文學的魅力漸漸變得黯淡。在高度專業化、分工化的學術體制里，文學批評分裂成毛細血管般的無數支流，沒有對話，沒有讀者，每一篇完成的文學批評，都像一封寄向深淵的信，輕飄，空洞，沒有回響。未來的路則像大理石鋪就一樣筆直而明確，也像大理石一樣堅硬，在安穩中耗盡熱情。

　　回顧自己往昔微茫的通過文學的掙扎，不過是更為廣闊的現代性方案的極小的一部分。自己以為走在一條與眾不同的奮斗之路上，其實是這個時代最主流的劇本。一切都像瓦礫一樣從大地上被神秘的力量吸起，重建新的世界。這種脫嵌，我們這個時代稱其為“自由”；這種重構，我們這個時代稱其為“進步”。

　　迎合著個人主義的時代，個人主義式的文學十分受到歡迎，從路遙重寫“人生”的故事開始，到郭敬明營造“小時代”的“幻城”結束，從陜北到上海，從黃土地到外灘，“自我”的文學成為這個時代柔韌的底色。走不出“我”，無論我走到哪里，走了多久，還是依舊被封鎖在寧靜的蒼白中，這無法欺騙自己。

　　作為一個80后的文學批評者，我理解并且尊重父輩的批評觀。他們在自己的青春歲月，剛剛從一個夢魘般的共同體中掙脫出來。對于現實主義的懷疑，對于語言變革的熱切，以及對于純文學的追逐，都在回應著籠罩著童年的“文革”濃重的黑影。父輩的批評同樣從“我”開始，但這個我帶有普羅米修斯般的悲情與壯麗：“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文學批評之所以在80年代迎來了黃金年代，在于有著巨人般的關切。

　　父輩的文學批評無疑是光榮的傳統，不過，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故事。對于我這一代人而言，建基于“文學性”的普遍主義神話，已然暴露出內在的封閉。然而，這并不必然召回左翼批評。左翼批評背負著過于沉重的歷史債務，纏繞著過于情緒化的恩怨糾葛。同時，在復雜的歷史環境中，要警惕左翼批評蛻變成喪失左翼真正精神內涵的辯護術。而且，文學批評固然應該向宏大的歷史空間敞開，但不能被國家敘述所吞噬，不能成為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的附庸。文學批評的第一要義是“形式批評”，這將既區隔開業余讀者的讀后感式批評，又區隔開其他學科過于自負的跨界批評。同時，文學批評在“形式批評”的基礎上反思“形式”的歷史性，通過語言、情節與敘述形式的分析，進入到社會歷史分析。這也將證明左翼批評之外的社會歷史分析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這種批評的使命，一言以蔽之，即是通過文學，重建個人與共同體的關聯。為共同體而奮斗的文學批評，讓我們彼此理解、互相關聯、真實地生活在歷史中的文學批評，既是美的，又是政治的，因這是人性的批評，完整的、尊重人性多個維度的批評。不消說，這種批評觀無疑是一種調和，包含著辯證超越文學批評之分裂的沖動。

　　我這幾年的初步嘗試，是關注當代文學中的“反諷”，考察王朔、王小波、韓寒這條隱蔽的文學傳統。“反諷”是克爾凱郭爾所謂的歷史轉折的第一步，也往往是新的文學出現的第一步。“反諷”無法重建什么，“反諷”是虛無，是歷史盡頭的剩余，是崩潰了的自由。這種自由焚毀一切的同時也焚毀自身，敘述變成狂歡般地編織-拆解的自我游戲。怎么借助“反諷”對于陳詞濫調的清洗、同時穿越“反諷”走向真正的共同體？這個問題我暫時沒有找到答案。我只是注意到在我們這個喜劇時代，王朔、王小波、韓寒筆下的主人公始終在路上漂泊，他們回不去了，似乎也無處可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