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逸塵：批評當隨時代

　　“筆墨當隨時代”是清初石濤一段普通畫跋中的話，二百余年后卻成為中國現當代藝術家奉為圭臬的一種藝術觀，以及倡導藝術創新的至理名言。然而，筆墨如何隨時代，隨什么樣的時代？這“筆墨”是指狹義的中國畫技法與形式，還是泛指中國畫的精神與內涵？不同的解讀使得中國畫的面貌與走向居然大相徑庭。我這里當然不是要談中國畫，而是想把石濤的繪畫觀念移植到當下的文學批評中來。

　　文學與時代都是極其復雜的存在，但文學與時代在思想與精神上并不是一種同構與同質的關系。文學既有可能與時代同步，也可能走在時代的前面，還有可能是落后甚至于悖謬。文學有先進與墮落之分，時代亦有光明與黑暗之別，在這種意義上，我覺得不能把石濤的“筆墨當隨時代”簡單地理解為“跟隨”時代，有效地介入時代、表現時代以至于引領時代或許才更接近石濤之本義。因此，文學批評在面對文學與時代的時候，既不能脫離文學而在時代精神上凌空蹈虛，亦不能夠囿于文學而置時代精神于不顧，文學批評的艱難與復雜狀態由此而生。對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批評我不敢妄下斷言，但我的感覺卻是食西方二十世紀文學理論與批評方法而不化，導致與文學創作嚴重錯位。換言之，沒有真正有效地參與到中國文學創作的進程中來。我理解的文學批評是獨立于文學理論與文學史的一種更富于文學本體意味的文體，它的位置是在文學創作的最前沿，它的價值在于直接參與文學創作與文學思潮的進程，當然，它會給文學理論與文學史提供最具現實意義的依據與互動的動力。西方二十世紀文學理論與批評方法所達到的高度是不容質疑的，但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的“生搬硬套”，卻讓近二十余年的中國文學創作沒能真正吸收它的非凡成果，不僅僅是水土不服，甚至是水火不融。這樣講并不是排斥西方二十世紀文學理論與批評方法的研究與借鑒，而是說，生搬硬套的結果只能使當代文學批評界在缺乏作家關注、沒有讀者參與的情況下自我狂歡或自娛自樂。亦可謂，批評未隨時代。

　　石濤的另一句話是“夫畫者，從于心也。”就是說，思想、精神和情感才是最重要的。文學批評置作家鮮活的創作與時代的發展于不顧，而是囿于學術體制與學術規范，或沉浸在某一套理論批評體系與話語中不能自拔，這樣的批評如何稱得上“隨時代”？比如著名畫家黃永玉先生的自傳體長篇小說《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在2009年第一期的《收獲》上連載，至今已三年有余，并未見有太多批評關注。當然可能與神龍見首不見尾有一定因素，但完整的長篇大論可以沒有，隨筆呢，某一方面的感想啊什么的還是應該有的吧。批評家，除了能夠在自己的某一套理論批評體系與話語中自說自話外，對這樣一部小說無動于衷，一方面說明中國的批評家已經喪失了對文學感受力，另一方面也不具備引領文學與時代精神的氣質與氣象。有作家自謙說自己是碼字的，碼的是創作方面的字；這樣的批評家能否說是碼批評方面的字？三年前，我在那一期的雜志上隨手寫下這樣的感想：“這小說寫得太地道了，敘述語言、寫景狀物、人物描寫、風俗、俚語等諸多方面都盡得中國古典文學之精神，尤其是人物刻劃更見文學功力，只用人物寥寥數語，音容笑貌已現。我覺得，中國近百年之小說達到如此功力者鮮矣。”終于，前不久看到《南方文壇》2013年2期上，周立民在一篇對話中提及此小說，觀點與我不謀而同。這里不僅可以窺見文學批評家的藝術敏感與鑒賞力，也體現了文學批評所要承擔責任與義務——在與創作的互動中建構代表著社會前進方向的理想與精神。

　　哈羅德·布魯姆說，“想象性的文學處于真理和意義之間”，這就為文學批評提供了廣闊的闡釋空間。我所謂“文學批評當隨時代”的最重要之處在于引領作家與文學，積極參與文學創作與時代精神的建構，要用自己的道德理想影響作家、讀者，進而影響時代發展的走向。文學批評不能夠與所處的時代相融合，不能夠用自己的思想與精神參與時代精神與理想的建構，這樣的文學批評肯定不是好的文學批評，更遑論偉大的文學批評。莫言已經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了，無論在何種意義上講，這都表征著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成就與高度。可是批評呢？苛刻一點說，恐怕連與世界對話的資格都還不具備。學問可以教書，但很難批評，因為批評必須要“從于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