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慶祥：什么是好的批評

　　就批評談批評，太空洞。從我最近做的兩件工作談起吧。

　　第一件工作是程光煒教授最近幾年主持編撰了一部比較大型的當代文學史資料叢書，我和黃平負責其中的“中國當代文學期刊目錄匯編”部分。因為條件和人力所限，我們僅僅遴選了比較重要的40余種期刊，時間跨度是1949—1989年。我們用了近兩年的時間組織一批研究生進行資料的查找、復印和校勘工作，最近北京大學出版社將這批目錄資料進行了錄入排版，結果讓我吃了一驚，居然多達450萬字，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等這一部分目錄出版后，我們還想繼續編撰1989年以后的期刊目錄，可以想象得到，這個規模將會更加驚人。由此我想到的不僅僅是當代文學作為一個學科的建設發展問題，這當然是編輯此等期刊目錄的重要目標之一。我由此想到更多的倒是一個批評的問題，面對當代如此海量的文學作品，當代批評所肩負的重任可想而知。如果沒有一代代批評家的工作，我們很難想象我們的文學史該怎么去書寫，我們的經典該怎么去確立。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史就是批評史，當代文學尤其如此。

　　第二件工作是近兩年我和香港大學的宋耕教授有一個合作項目，就是想把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主要是80后作家的短篇小說，翻譯成英語結集出版。這個項目得到的熱烈反應超出了我們的想象，首先是有數家出版社對此表示了很大的興趣，其中包括香港的一些出版社和海外的幾個出版機構；第二是宋耕教授將這個消息發布在相關媒體上后，收到了很多海外翻譯家的回應，其中不乏比較著名的翻譯家和漢學家，他們對翻譯中國當代文學表現出了很大的熱情。結果我們遴選的16篇短篇小說很快就找齊了譯者，并計劃在明年8月份前出版漢英雙語版。在這個項目的合作過程中，宋耕教授坦言他們對當代文學的翻譯很感興趣，但因為當代文學的作家作品對他們來說簡直就是天文數字，所以他們必須依靠值得信任的中國批評家為他們提供幫助。

　　這兩件事情大概都是一個批評者最日常不過的一些工作。但是由小及大，卻也能道出些微言大義。在一個批評家被邊緣化、批評好像日益得不到尊重和信任的大眾文化語境中，說實話，這兩件工作讓我對批評有了更多的信心。今天的青年批評家當然不可能有80年代的那種激情和自豪感，但似乎也不必過于妄自菲薄而至于一種職業的虛無主義。我在《南方文壇》的“三人談”中提出以“文學為志業”，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不管對當代批評淺薄的理解和排斥如何甚囂塵上，作為批評者的我們，卻應該有一份敬業之心，真正有效的批評從來就不會缺席于時代精神的建構，關鍵問題是，我們是否值得信任。

　　至于什么樣的批評才是好的批評，才是值得信任的批評，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我沒有肯定的答案。但是上述兩件工作其實也大概可以代表我的一種批評理念。整理期刊目錄屬于一種歷史研究的工作，而翻譯出版青年作家的作品大概是一種當下批評的工作。我覺得真正有效的批評應該同時在這幾個向度展開。好的批評應該有一種歷史感，應該有“向后看”的意識，沒有這種“向后看”，批評就容易淪為“時評”，當下就容易被“膨脹”，批評從本質上講就是一種遴選，而遴選，如果缺乏歷史的標準，就很難沙里淘金。同時，好的批評也應該“向前看”，不僅在歷史坐標中將位置找好，而且應該通過種種的比較、衡量、區隔，指出新的美學原則和新的寫作的可能性。在這個意義上，好的批評應該內涵三維的空間：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這是一種批評的“共時性”原則，沒有這個原則，批評就會變得淺薄、輕飄，批評就無法完成其遴選和建構的使命。這大概就是我堅持的一種批評觀念，并一直努力將其付諸于我的工作實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