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現在的工作

　　2000年秋天，我考入南昌大學，讀中文系。當時，身邊有三五好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一起學習寫作。彼時，我們并不了解時代的新變化，但皆深受先鋒文學影響，一起寫先鋒詩歌、先鋒小說，使用怪異的意象，玩弄敘事技巧，自欺欺人。現在想來，這些作品大都言之無物，形勝于質。為了寫好先鋒小說，我開始迷戀敘事學和后現代理論，搜求了大量中英文敘事學著作與后現代著作，讀得暈暈乎乎，以為有得，如此不覺幾年過去。大四時，我決定考研，當時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西方美學專業，以為懂此就可以居高臨下，勢如破竹。

　　復旦大學中文系西方美學專業實力雄厚，哲學系西方哲學專業更是高手如云，我幾年奔波于西方美學和西方哲學課堂之上，大快朵頤。但讀研期間，事情慢慢有所變化，我逐漸對中國古典著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閱讀重心則是轉向先秦經典。由于身處當下，所以希望看清當前的現狀，明白自己的處境，希望能夠看清晚晴“三千年之大變局”到底是怎么回事。對此問題，我一直持續關注，以至于今，一度曾自以為已經看懂，但再反思，覺得或許未必，還需要再深入，所以逐漸對莊子所言“天之蒼蒼其正色耶”有了較深的共鳴。在周明全兄的積極推動下，云南人民出版社即將推出一套80后批評家叢書，我交的稿子是《通三統——一種文學史實驗》，我所謂“三統”異于甘陽，乃指清代、中華民國和當下，“通三統”則是希望能通此三種傳統，因為今天的諸多問題或發端于清末，而若能明白前面兩種傳統的得與失，或于當下有所裨益。這本書大致代表了近年我的研究范圍、關注重心和志向。

　　讀博士時，我選擇了中國現代文學專業，對中國近現代文學史進行了廣泛的閱讀，博士論文以《晚晴民初身-家-國-天下體系變遷史》為題，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蔡元培等為例，討論身-家-國-天下體系在晚晴、民初這一關鍵時刻的流變史。2010年，我從復旦大學畢業，進京工作，就職于中國藝術研究院辦公室，因為工作需要，每天坐班，朝八晚六，也因為雜事較多，時間完全被打碎。于是，我調整了研究方向，重心轉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和中國當代思想史研究。這幾年，陸陸續續寫完或在寫三本書：一、《當下消息》，以中國當代文學為主，對改革開放時期崛起的幾代作家有所涉獵，書名之所以取此，則是希望自己能夠通過文學理解當下的消息盈虛；二、《中當前思想界現狀》，此書已成十余萬字，寫此書希望能夠弄清當前思想界的流變與現狀，了解新左派、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等流派的現實基礎、政治訴求、利與弊，歸根結蒂還是希望藉這些流派和代表性人物理解中國的現實與處境；三、70后作家研究，從2011年開始，我在《西湖》開設了一個專欄“瞧這些人——70后作家研究”，已經討論了二十余位70后作家，成二十多萬字，寫此書希望可以了解這一代作家的基本情況、命運等問題。

　　我讀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初衷是希望看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為了理解時代和理解自己，寫文學批評大致也本此志向，所以我沒有學科意識，亦不希望作一個文學史專家或評論家。文學可謂國風，文學批評相當于觀風的工作，觀風或能了解時代、知得失，那么自己或也能知道進退出處，應隱或應顯，知道自己所應該承擔的責任。看懂一個作家，或看懂一種文學現象，比較簡單，看懂一個時代則較難。如何看懂？或有兩路：讀書與歷練。由于每個人機緣不同，會各有不同的經歷，不可強求。讀書則應求精求深，以當代文學批評為業者易淺，原因即或讀書不精不深，因為工夫在詩外。所以從事當代文學批評者成名可較早，但難免后勁不足，每況愈下，應深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