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同彬：重建“青年性”——我的批評觀

　　毋庸諱言，我們當下的青年群體——包括青年批評家——本質上是缺乏真正意義的“青年性”的，而沒有“青年性”的文學和文化是沒有活力和希望的。那什么是“青年性”呢？“青年性”的核心價值是基于共同體責任的反抗，反抗什么？反抗蒙昧、反抗私欲、反抗誘惑、反抗權力的濫用和公器的私權化，反抗沒有責任感和理想情懷的庸碌，反抗基于謀求名利和安全性的過度“和善”，反抗那“溫柔”又“殘酷”的世故習氣……需要反抗之物如此之多，以至于反抗尚未發生或剛剛發生，青年就被壓垮了，或“招安”了。

　　中國進入九十年代之后就沒有一個本質性的青年群體的存在了，尼采所說的“青年之國”、梁啟超所說的“少年中國”、魯迅所說的“有聲的中國”恐怕越來越渺茫，相反，“老大帝國”的情狀日益頑固。那么誰在抑制青年的出現呢？當然是老年人。中國文化歷來是老年性的文化，從古至今所有權力都控制在老年人或未老先衰的人手里。年輕人要想成為權力的合法的、合理的接班人，就必須接受這種權力等級的現狀，必須小心翼翼地復制自己的父輩和祖輩的老路。在任何時候都是如此，即權力的讓渡需要順從者，而不是掘墓人。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青年是沒有活力的、沒有勇氣的，他們必須“順從”，借用魯迅的話就是：“現在的青年……大半還是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派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

　　美國學者沃特森認為：“我們的時代和過去許多時代一樣，上演著一個持續、殘忍、但又隱秘的老年人對年輕人的戰爭。”表面上看，這是一個“特別重視年輕人和創新的時代”，但悄悄進行的卻是“言論管制和現有秩序的維護。”所以，舉目四望，當下能夠訴求和實踐反抗本性的青年人越來越罕見，有的人在各種各樣的壓力之下變成“憤青”——“當下噴糞的腎上腺素分泌紊亂人群”，有的則自暴自棄地頹廢為“達觀”的“屌絲”，更多的人未老先衰、早生華發，按照安全、固定的制度邏輯盲目而庸碌地消耗自己的一生。

　　所以，為了改變這一局面，作為一個青年批評者首先要重建“青年性”，重新呼喚一種源于自由渴望的反抗沖動，或者進一步強調，這種重建首先要構筑在對現有文化的祛魅和破壞之上，簡單概括如下：

　　檢查：“對話老人——‘讓我們繼承下去吧。’青年——‘讓我們檢查一切。’十九世紀就是如此。” (司湯達，反擊法蘭西學院的古典派權威時的題跋)

　　戳穿：“這些話，好象是牢騷，但也是不得不發的牢騷。因為問題既已存在，與其加以裱糊，不如把它戳穿。戳穿之后，我們才能了解到它的嚴重，才能去思索、才能去解決。 ”(李敖)

　　捍衛：“永不疲倦地在我們的青年中捍衛未來，抵制那些未來圣像的破壞者。”(尼采)

　　自信：“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制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而與世界為緣。”(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如果回到文學或文學批評的場域探討“青年性”重建的問題，那么我們必須首先要打破目前這個通過“純文學”、“文學自主性”、“學術化”、“學院化”等等概念所建構的話語封閉性，青年批評者應該擺脫一種過度職業化的話語慣性，把抽象、空洞而惡性重復的文學問題放置在一個更具共同體關懷和責任意識的“公共性”的層面上來，正如齊格蒙特·鮑曼所指出的：“要改變這種狀況(個人自由與集體無能同步增長)之可能性，有賴于agora——這是一個既非私人，亦非公共而同時恰恰又更私人、更公共的空間。在這空間里，私人問題以一種有意義的方式相遇，不僅僅是為自我陶醉之快樂，也不僅僅是為通過公共展示而尋找某種療治，而是尋找一種集體操控之手段，其力量足以將私人提升出他們所遭受的私人性的不幸；這一空間可能產生這樣的一些觀念，并形塑為‘公共之善’、‘正義社會’或‘共同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