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網>> 訪談 >> 作家訪談 >> 第九屆茅盾文學獎 >> 正文
作家林白一直不是個愛熱鬧的人。這些年來,她的創作狀態相當連貫,時有中短篇、詩歌見諸文學刊物,長篇小說則是隔幾年一部。除了偶爾登臺領獎,她極少拋頭露面。今年初,她的長篇新作《北去來辭》出版。三個多月過去,發布會、研討會、簽名售書、發微博等時下推廣新書的慣用招式皆無。她在家看書、寫東西,出去旅行。前不久,她從上海返京,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她說這還是新書出版后第一次見媒體。那天倒春寒中的北京挺冷,喝了幾口菊花茶的她,說起新作,興致盎然。
完成上一部作品《致一九七五》(2007年出版)時,林白感到寫得太累,“自己再也不會寫太長的作品了”(《北去來辭》“后記”),甚至接受采訪都沒心情。不過,三年后她寫出了十六萬字的長篇初稿,叫《銀禾簡史》。之后就去了埃及,旅途中她總覺得有必要給這部長篇加點什么,比如說另一個人物的一條線索,那樣會使得作品不那么單薄。住在紅海邊的晚上,她給這增加的人物取名海紅。海紅和銀禾,一個來自廣西小城一個來自湖北農村,一個是內心世界豐富而糾結的知識分子一個是樂天知命不乏鄉土智慧的鄉村婦女。她們在北京相遇,生活、命運在《北去來辭》中交叉、起伏、對照……書出來之后,有朋友跟她說,如果只有銀禾沒有海紅,就沒現在這么多意思,“海紅的復雜性、自我審視的熱情和自我更新的愿望都是這個人物的魅力所在”,她說。
在初稿基礎上刪掉了十幾萬字,正式出版的《北去來辭》仍有四十多萬字,是林白從事寫作至今篇幅最長的作品。她說這次寫得很過癮,有兩三年的時間沉浸在海紅們的世界里,辛苦是辛苦,卻開心。她一邊寫一邊向筆下的人物投注感情,其間耳聞目睹什么事情,都會想,這些要是安放在書中的某個人物身上會怎么樣?
新書勒口處寫著,“一曲別具一格的‘北漂’之歌”,事實上《北去來辭》的意涵遠不止于此。城鄉差別、代際隔閡、理智與情感、夢想和現實、浪漫的80年代與疏離的網絡時代,等等,這些關鍵詞都能從書中找到落點。林白更愿意將之視為對曾經遠去的時代、以及我們所處的當下的一種記錄,雖然只是一個側面,極其有限,總好過任憑這些隨著時間溜走,什么印記都沒留下。
讀書報:《北去來辭》的勒口說這是兩代女性的“北漂”之歌,但我更將這本書看作兩代女性的精神生活、情感經歷的心靈史,為什么把書名從最初在雜志發表的《北往》改成《北去來辭》?
林白:其實我不太使用“北漂”這個詞,太當下,這部書還是有一定歷史厚度的。我更認同你說的“兩代女性的精神生活、情感經歷的心靈史”。
《北往》是最先想到的書名,但自己不太滿意,又想了“來去記”“北來去”什么的,責任編輯建議把“北來去”顛倒一下,變成“北去來”,于是順理成章就成了《北去來辭》。我拿這兩個題目征詢過一些朋友,大多數都喜歡《北往》,覺得大氣,還有點莫名,所以我在雜志發表時用了這個名字,但潛意識里還是喜歡《北去來辭》,覺得這才是我的書名。責任編輯說哪怕全世界都不喜歡這個題目,只要你喜歡,咱們就改過來。現在看來《北往》也是不錯的,簡潔明了,甚至,好像比《北去來辭》更有生機。《北去來辭》這個書名還是有點文人氣,銀禾那部分罩不住。給自己的書取名跟給獨生子取名一樣難,怎么都不會滿意。
讀書報:如果說書中女主人公海紅所處年代和經歷有你的影子,另一位人物銀禾像你那部《婦女閑聊錄》中木珍的延續,那么對于她們各自的女兒,年輕一代“北漂”雨喜和生長在北京的中學生春泱的刻畫則顯示出你對今天這個時代的看法?
林白:雨喜這個形象很有能量和生機,她的身上有種向上的力量,會不怕困難地自己闖出一條路,她代表著這個時代生機勃勃的一面。農村來的失學的雨喜比城市里長大的中學生春泱快樂,這也代表了今天的學校生活、教育制度乃至城市生活帶給人的壓抑,我寫這兩個人物是想要通過她們的對比來表現出這種現實。其實雨喜身上有很多我的經驗,倒不是個性,也不見得是我的經歷,而是“實感經驗”。
讀書報:書中銀禾在回憶湖北故鄉的講述中包含了大量當地人衣食住行的民俗,為什么這么設計?
林白:希望這本書的天地廣闊一些吧。當然也不是加了民俗就廣闊,相對于主要人物的敘述,這也許是一種留空,這些事情如同空氣,使作品有一種流動感,有一種大地上千百年來生生不息的東西在里面吧。
讀書報:可是另一個人物海紅對她廣西故鄉的回憶則更多關乎精神層面,反而對廣西的風土人情涉及不多?
林白:海紅是知識分子,肯定內心比較豐富,也有自我反省,而銀禾的精神世界比較簡單。你說到的農村那種風土人情,除了要跟人物的身份相關,我還希望能夠借此容納我以前很多作品的因素,那代表一種外部的有生機的蒼茫世界,跟城市知識分子的生活是不同的。這樣文本會豐富。
讀書報:海紅的丈夫道良是個不合時宜的悲劇人物,他的結局是必然的?
林白:他是一個有信仰的理想主義者,在他的信仰范圍內有自己的獨立思考和判斷。一個上世紀50年代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一個民族主義者,憂國憂民,熱愛毛澤東和魯迅,終生反對資本主義和美帝國主義,在生活中嫉惡如仇,有濃厚的鄉村情懷,同情弱者,希望兒女能接受他的影響。總的來說,他的人格是有光彩的,但這顯然不是他感到愉快的時代。道良的結局是我動筆之前就想好的,甚至“逃向蒼天”這個章節的題目都有了。這種情況在我的寫作經歷中很少有,我的很多作品都是寫了一半才想好人物歸宿。對道良這個具體人物來說,這樣的結局是必然的,但我不愿創造一種所謂的典型人物。我寫的人物都不是典型人物,是具體的,是這一個,就代表他自己。當然在他身上也會有一些時代的信息折射。
讀書報:夢,是《北去來辭》中觸及得很頻繁的一個意象,書中很多人物都會講述或者在心里回味自己的夢境,這么寫有何深意?
林白:那些夢是我多年來收集的,這可以加深人物的幽深感,如同一幅畫里的暗色。我平時會記下一些夢,有我的夢,也有別人講給我的夢,但只記有意思的夢。用到小說里,我會篩選,看看這個夢有沒有意義。這本書里,夢出現的頻率很高,我希望讀者能看出這一點。
讀書報:書中尾聲那一章,海紅在北去列車上一一重逢生命中遇到的但已不在人世的人物,這一段寫得令人唏噓,有很強的畫面感。
林白:去年6月初我覺得《北往》基本可以定稿了,就交給《十月》首發。因為篇幅太長,他們打算分兩期發,上部已經發稿了。我到香港澳門開一個會,7月1日回到北京當天接到薛憶溈的電話,第二天在意大利使館朗讀他的新書《與馬可波羅同行》,這是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的讀書隨筆。他讀了其中幾節,關于革命是娛樂的最高形式、關于死亡、欲望與城市的邊界,關于一個位于死亡一側的城市,關于“極點”。在聽他朗讀的過程中我的靈感源源不斷地到來,于是我在還沒發表的下部中加了兩大段。列車的段落本來就有的,但是有了“極點”那幾句話,意味就不同了。這事很巧,如果我晚一天回到北京就不會去朗讀會了,所以我覺得簡直是天意,是老天爺讓我加上這一段的。
讀書報:對于熟悉你的作品和一些經歷的讀者,比如我,讀海紅的故事會有帶入感,甚至分不清哪些來自你的親歷,哪些是虛構的。這些年來你的寫作一直都帶有強烈的個人經驗色彩,回到《北去來辭》,你怎么拿捏個人經歷和文學虛構的比重?
林白:我在“后記”中寫到:“個人經驗是這部書中至為重要的內容,這意味著,除了我把自己的個人經驗給予書中的人物,同時也必須為書中的人物找到屬于他們的個人經驗。”
個人經驗是一種實感經驗!皩嵏薪涷灐边@個詞我十分喜歡,實感——具體、鮮活、生動、豐富,不可以被理論、觀念所充分涵納,在虛構性和創造性作品中,它給作品帶來不可化約的品質,從而使我們不至于淪為觀念的傳聲筒。
我把自己的個人經驗更多地給予海紅,但同時,雨喜、銀禾、道良身上都有我賦予他們的我的個人經驗。這部書寫到后來,我隨時隨地碰到的事都不由自主地想到放到我的人物身上,這種虛構出來的實感在我的中篇《回廊之椅》里比較明顯,《回廊之椅》寫土改,我完全沒有經歷過。
讀書報:八年前采訪你,你曾認為《婦女閑聊錄》的寫作對你來說是種轉型——從與自己內心世界的交流到與世界的交流,現在你的寫作處在怎樣的狀態?
林白:與世界交流是為了自我的豐盈和堅實,自我的半徑需要擴大,不然這個自我只是一個逼仄的自我!侗比磙o》有兩個世界的交融,我覺得是往前走了一步。通過對自我的審視來認識世界,認識個人與世界的關系,這是《北去來辭》的一個重要內容。
讀書報:今天回過頭去看這些年評論界、讀者用以評價你的寫作的那些諸如“女性主義”、“私寫作”之類標簽是種什么樣的心情?
林白:前兩天有個記者問我:“您的作品女性意識強烈,您為何對女性主義文學如此熱衷?”我說對不起,我對女性主義寫作完全不熱衷。但我對女權主義持一種尊重的態度,我覺得女權主義是爭取女性作為人的一種基本權利的思想。當然,任何一個小說家都不會高興別人說自己是某一種主義的作家,這會窄化自己的作品。不記得是誰說的了:主義是一種現代病。主義是很容易排斥異己的。
讀書報:這些年你時常寫中短篇小說,而有些中短篇和你的長篇又有某種關聯,最近發表的短篇是不是也預示著下一部長篇即將動筆?
林白:只有一個短篇與《北去來辭》有關聯,叫《從銀禾到雨仙,從棉花到芝麻》,發在《人民文學》2010年第三期,小說是2009年寫的,當時還沒動手寫長篇。下一部長篇?還沒想好呢。(本報記者 丁 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