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百年的悲與歡

從維熙

　　從文學的染色體落筆

　　預卜未來的中國文學，帶有巫師的色彩——如果展望明天，作家唯一可以當作參照的，是文學的昨天和文學的今天。但是說到底文學是析夢和涂夢的工作，而夢又是生活的折光，因而它又有著它的共性——人人都會做夢，沒有夢的人是木偶，只是人們生活的異同，夢也隨之相異罷了。對文學來說，正是這種相異的夢境，組成了色彩斑斕各自相異的畫廊。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夢的產婆是生活。無論你筆下涂鴉的夢是寫實的，還是空靈的；是抽象的，還是具象的；是中國傳統的，還是西洋歐化的，都是作家生活感知所決定了的，而非空穴來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因寫了多篇以小人物的目光看待戰爭的作品，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伯爾，戰爭萬象使他無法用抽象手段表達，所以他的小說是具象寫實的。到了他的兒子小伯爾的和平年代，便一反他老子的寫實主義，而成為一個德國的抽象派畫家。他來北京舉辦畫展時，我特意去看了他的畫展。能不能如此認知，生活的經歷不同，導致了夢境的不同，因而使作家涂夢的方式也產生了異同？

　　經歷過戰爭烽火洗禮的作家，夢中多是鐵和血的回光返照，他的筆鋒無可逃避地向戰爭傾斜，這大概不屬巫言之例。我是歷經過二十年勞改生活的作者，不是我不想在筆鋒下風花雪月一番，而是生活賦予我的夢境，幾乎始終是一條泥濘的驛路。夜半夢醒時分，我才知道這是過去，而不是今天。說來也有些可笑，我在德國波恩萊茵河畔夜宿時，夢里竟然出現我勞改時環繞于一個勞改驛站的金鐘河。我無可逃避寒夢對我的追隨，即使身在異國他鄉，它也叩打我的心靈門環，讓我無處茍且藏身——這就是我近二十年來，一直涂夢于屬于我那片冷土的成因。

　　當然，除了夢境的尾隨之外，也還有一種反思歷史與人的內在精神的探求，支撐著我去析夢寫夢。法國思想家帕斯卡的一句名言，對我有極深的啟迪，他說：“人是一支有思想的蘆葦”，這句話的含義，可以作兩方面的解釋：其一，蘆葦腹內空空，它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其二，如果將其腹中空空充填一種精神，則可視為人的挺拔和堅韌。我想，如果把帕斯卡“精神蘆葦”的內涵伸延到作家身上，它啟示作家該是骨骼里富有鈣質的血性動物，而不是權勢的手中玩偶；不是金錢的情婦，不是籠子中的金絲雀，更不是任何仕途的功利股票。

　　所以吐出以上這些夢囈，意在說明作家對文學的選擇，往往不是出自于響應什么號召，甚至有時不決定于作家自身的愿望，文學的個性化的遴選，更大的程度上決定于生活的給予，并受到作家自身的內在氣質的梳理和匡正。這種內在與外在的染色體相互結合，便孕生了各自相異的文學產兒。我想，這可以被視為文學藝術的自身規律。以此規律為尺，丈量一下中國百年文學的得與失，才能由表及里深掘出其興衰的根本。

　　文學的世紀悲情

　　中國文學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出現了一大批令人矚目的文豪。因而形成了中國文學的一個巔峰期，令后來人高山仰止。那是以魯迅為代表、色彩紛呈的文學。我所以贊美它的成就，因為那些作品并沒因歷史的更迭而褪色，直到現在我們還難以超越他的高度。但與此同時，筆者不無驚異地發現，那一批二十世紀之初的文學前輩們，都把他們的文學高峰留在了前半個世紀。如郭沫若、茅盾、田漢、夏衍、曹禺、冰心、巴金、老舍、沈從文等，他們在前半個世紀，都有輝煌的作品問世，這是一個無可回避的文史曲線。令人遺憾的是，到了今天的二十一世紀之初，一些文史學家們，直至現在都沒有對這個嚴酷的問題給予解答。從年齡上講，1949年后，他們正步入盛年，那么多走進成熟期的作家，正是出大作品的黃金期；但是令人心悸的是，那些大師們在后半個世紀，不僅沒有第二個創作的高峰期，而且幾乎無一例外地走向創作的衰落。近期，我仔細地尋找了一下大師們后半生創作的失落緣源，發現涉及的問題非常龐雜，其間文化政策的得與失是一個不容忽略的因素；更為強大的外因，是一個接一個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奪去了大師們的良好創作心境和寶貴時間。

　　茅盾、夏衍、田漢、郭沫若、曹禺都有在文場上為官的歷史。他們之所以把文學的輝煌留在了前半個世紀，與文與仕的錯位，耽誤了他們可貴的創作時間(當然他們中間有的人或者無意進入官場，但是工作需要使他們不得以而為之)。這不是筆者的憑空臆想，而是有據之說。僅以茅盾為例，不久前讀到李強先生采訪茅盾的兒子和兒媳之后，在傾吐茅盾“難圓文學夢”的文章中寫道：

　　“茅盾在解放后，再沒有小說創作……在1955年的1月6日，茅盾曾上書周恩來，請求可否不再擔任世界和平理事會中的中國常委……茅盾在信中委婉地道出他擔任文化部長的內心痛苦。”周恩來對茅盾的請示，沒有表示同意，但是批給茅盾三個月的創作假期。文章繼續寫道：“三個月的創作假寫什么呢，續寫《鍛煉》和《霜葉紅于二月花》都不合適。雖然這是茅盾最熟悉的題材，但無法向人解釋為何請假三個月卻去續寫舊作，只有去創作現實題材。因而茅盾只寫出了小說大綱，就不得不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茅盾于1981年逝世，他小說創作之夢，終于沒有完成。”

　　這一段后人對先人的追述，如果還不足以表現寫出過《子夜》等大作家茅盾精神痛苦的話，那么在傅光明先生采訪曹禺的文章中，便可再現作家為官的文學傷痛。他在文章中寫道：

　　“曹禺一直為在解放后沒有寫出好作品而深感痛苦而自責。在他的生命晚年，他曾說：‘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當傅光明詢及他，為什么在解放后，從數量到質量，都不能與解放前相比時，曹禺的回答里有這么幾句耐人尋味的話：“我解放以后寫的東西少了，而且寫的質量也不高……當時市委派人講，協和醫院有 ‘崇美’‘想美’‘恐美’　思想……我到協和醫院呆了半年多，那時候有個‘思想改造小組’，市委派一些人跟大知識分子聊天談話，我也跟著去跑……寫出來了，就是《明朗的天》……就像是一部車子，讓人推著走，而不是主動地走。車子有汽油，有機器，自己走多快呀……”

　　我想不需要更為繁瑣的引證了，無論是茅盾還是曹禺以及那幾位文以成仕者，到了生命后期，都有著難以言喻的痛苦反思。這是我們中國文學后半個世紀的傷痛悲情之一。

　　悲情之二，則更值得我們深思了。那些并沒有進入官場的大師們，他們似乎也與前者沒有差別，在下半個世紀幾十年間，也沒有再現他們世紀初的文學輝煌。如冰心、巴金、沈從文、老舍……筆者審慎地統計了一下，在共和國建立之后，除了田漢的《關漢卿》和老舍的《茶館》、《正紅旗下》(未竟之作)，留下了他們文學巔峰期的形影之外，幾乎別無可尋。中國文學在五六十年代，始終在“文藝為政治服務”的一條死胡同里穿行，“大海憑魚躍，天空任鳥飛”成了一句空話。

　　其中最令人感傷的是沈從文先生，這個寫出過詩情小說《邊城》的湘西才子，因為立志學文才把名字改為從文的。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他突然轉向研究服飾，作為一個文學上的后來人，昔日我一直不解其謎。近讀《讀書》上陳徒手先生采寫的《午門下的沈從文》一文，才算詳知其內情。文中寫道：沈從文先生從解放后，就進了歷史博物館，1949年成沈從文文學的生死線。其重要原因，是郭沫若在1949年發表的《論反動文藝》中，觸及到了他。這位大才子從此陷入無言的苦悶之中。陳文中引述了沈從文當時的心情自白———那是沈先生在1951年一封沒有寄出去的信：

　　“我在這里每天上班下班，從早晨七點到晚上六點共十一個小時。從公務員而言，只是個越來越中庸的公務員……關門時，獨自站在午門城頭，看看暮色四合的風景……明白我生命的完全單獨……因為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可望……”陳先生的文章收尾，是摘引作家汪曾祺、林斤瀾去看望沈從文后的感傷之情：“臨近生命終點的沈從文，常常一個人木然地看著電視，一坐就是大半天，無所思無所欲。有一次，沈從文突然對汪曾祺與林斤瀾說了這么一句：‘對于這個世界，沒什么好說的。’”

　　文學再生的冷熱觀

　　當然，在這個世紀中，還有一些我們不能忘卻的作家和作品。如胡適、梁實秋、郁達夫、徐志摩等等。解放區來的作家們，也帶來了一股文學的清香。這里不能不提及的首先是孫犁。他從延安給我們帶來了清香四溢的《荷花淀》，后來又奉獻出《風云初記》、《鐵木前傳》，以及一批藝術造詣極深的純情散文和評論文章。1979年之前，中國政治運動的季候風刮來刮去，不為其風聲鶴唳所動并始終恪守文學規律的，可謂寥寥無幾，孫犁先生卻是其中一位。

　　俱往矣！中國大陸當代文學真正擺脫羈絆，是從1979年開始的。五七年回歸的作家，一度時間內成了中流砥柱。那時的文學坐標，只有寫實主義——后續上來的知青作家，幾乎無一例外地也是勾勒生活給予他們的夢幻。當然我們今天再看那時的作品(包括我自己八十年代初期的作品，都留有五六十年代的文學胎記)，但畢竟是文學開始了艱難的自我回歸。由于文學的復位，使中國一大批有才華的作家，進入了新時期的文苑。如劉心武、蔣子龍、賈平凹、莫言、張潔、張煒、張抗抗、韓少功、鐵凝……接上來的是更年輕的一代：劉震云、劉恒、閻連科、周大新、池莉、方方、遲子建、蘇童……這些作家的作品或側重于哲理，或抒情于城市市井以及鄉村的當今生態，但都再難找到五十年過來人的那種文學硬傷。對比五十年代文學來說，這是質的飛躍。

　　但文學嬗變期的真正到來，筆者認為始于八十年代末期，以先鋒手段寫作的格非、余華等原來只屬散兵游勇，因其后來女作家陳染、林白等以女性特有的細膩入圍其中，使先鋒、前衛而為讀者知。進入世紀之交，我們先后讀到了生活底蘊厚重的《白鹿原》、《醉太平》 和 《羽蛇》、《日光流年》、《無字》、《檀香刑》、《受活》、《張居正》、《圣天門口》……等綺麗博大之作，多少沖擊了一點人們對上世紀中、后期的文學感傷。我想，更為精湛的博大之作，也許正在主流文學和文學門外孕育誕生。

　　文學是有情物，亦是無情物。它鐘情于人文個性統一、心地真誠的作家，而疏離人文分裂、意馬心猿的作家。在當前中國經濟的轉型期間，各種誘惑像魔方一般分化著文壇。這是文學熱潮中的寒流。這一點，并不為所有的作家所體察。我想，當年曹雪芹面壁寒窗寫《石頭記》，陀思妥耶夫斯基寫《死屋手記》時，心態大概是最純凈的——而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喧囂的商業時代和動感無窮的電子時代，文學在這樣的潮汐吞吐中，如果想保存獨立的生存品格，是非常艱難的。唯其艱難，才激勵文學弄潮兒浪里行舟之樂。

　　歲尾年初，寫此有悖時尚的話，大概還不算多余。因為文學的內核是個性的自由落體，這是前一輩大師們后期的創作悲情，留給我們的一部啟示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