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雜花生樹才是我們的文學生活”

“雜花生樹才是我們的文學生活”

——十年來我國文學創作與閱讀生態訪談

來源：人民日報   作者：記者 胡妍妍

　　閱讀提示

　　●文學以它的先導性影響著其他藝術門類，潛在地引導著社會意識和人們的精神走向。

　　●文學如種地，是文化的基礎門類。種地能掙多少錢？但不種地行嗎？

　　●文學創作、閱讀、批評日益多元和豐富，孕育著新的文化因素和創造性力量。

　　文學的概念正在被打開。越來越多的“圈子”以外的人在寫自己理解中的文學，評論自己感興趣的文學。在嚴肅的傳統意義上的“純文學”以外，滿足更多閱讀需求的通俗文學大有市場，網絡文學方興未艾，各種路數的“小文學”徑自成長。即便你不去直接閱讀這些文學文本，以這些文學為“底本”的影視作品和其他大眾文化產品也無時無處不在。文學依然潛在而深遠地引導著我們的文化氛圍和精神走向。曾經高高在上的文學圣殿依然還在，但是更豐富、更多樣的雜花生樹的狀態，才是我們該有的文學生活。

　　回應時代

　　要貼近，也要發揮引導功能

　　編輯：考察同時代的文學狀況，一個很重要的維度是看它如何回應這一時代的生活，這是文學的“當代性”所在。10年來文學創作在這方面的表現如何？

　　李敬澤：中國文學的這10年有一個約定俗成的說法——“新世紀文學”。近10年的中國文學，無論是從內部狀況，還是從外部關系來說，都有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是和新世紀以來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們生活的變遷密切相關的。轉型期的中國對作家們來說構成了認識上的難度。怎么把握急劇變化的時代，把握復雜多樣的精神狀況，貼到經驗、貼到人心上，以及怎么穿過表象、穿過經驗，像恩格斯說的，把握社會歷史的隱秘結構——這些都是巨大的挑戰。事實上，無論哪個時代的文學，都是與時代進行艱苦對話的成果。而從這些年的文學創作中，特別是從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中，我們看到，文學在積極應戰。作家們體認到時代之大和認識之難，也更加自覺地去克服困難，描繪和塑造這個時代的“人”的形象。

　　編輯：大眾文化的發展已經成為我們今天談論文學的一個很重要的背景，電視劇、電影甚至網絡段子與大眾、與時代的聯系看上去更為直接，也更為密切，相較于它們來說，文學貼近時代、表現時代、回應時代的特殊性在哪里？有什么獨到之處？

　　李敬澤：我們得承認，這是一個網絡的時代、媒體的時代，眾聲喧嘩，其中文學的聲音肯定是相對弱的，在社會關注度上，一部小說、一首詩和報紙上、網絡上的熱門話題是不能比的。但就是這個相對微弱的聲音10年來仍不失其力量。說到底，文學關系到我們內在的價值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營養來源。它力圖“推敲”和表現我們的人性和心靈是怎樣的，我們何以如此，我們怎樣和世界相處，等等。這些都不是話題和新聞所能取代的，它指向話題和新聞背后的那些人。一個人天天看微博、上網，可能會得到很多知識和信息，但面對一部文學作品時，他面對的是活生生的心靈，從中看到的可能是他自己。

　　文學對人生的想象尺度不是片斷的、即時的，它在整體上看待人生。它不是想象人怎么飛來飛去，而是想象和探索人的可能性。比如，在特定的人生境遇下，人如何活得尊嚴、高尚，人如何在自己的生命中實現正直、忠誠、謙卑、善良等美好價值。這10年是社會急劇變化的10年，人的價值生活和精神生活也面臨極大考驗，成功正在成為最大的甚至唯一的價值，為了成功什么都可以交出去，而衡量成功的唯一尺度就是錢，這就是“單面的人”。而文學就要對抗這種貧瘠的“單面”，讓我們恢復對人性和人生的豐富、整體的認識。在這方面，作家們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且經由文學作品影響到其他藝術門類。比如大眾文化特別是影視劇這10年來就經歷了一個英雄主義的復興，仔細研究會發現，鄧一光、麥家這些作家的寫作在這方面起了很重要的先導作用，這些作家提示我們，不要總是從低處想象人，更應該從高處，從人之為人的光榮和尊嚴上去想象人。所以說，文學是在潛在地引導著社會意識，開辟新的精神空間。

　　面向市場

　　有消費性，更有高遠的志向

　　編輯：文學的這種特殊性并不意味著它在市場上可以“特殊化”，和其他文化產品一樣，它也要接受殘酷的市場檢驗。畢竟，我們判斷文學作品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常常是通過它被接受和被閱讀的程度。

　　李敬澤：經常有人問，為什么我們現在寫不出《紅巖》、《青春之歌》那樣的書了，那些書出版之后，全社會都看，都說好。要我說，現在很難有一本書達到那樣的效果。考察文學的狀況一定要考慮到同時代的社會狀況，我們這個時代，人民群眾的精神需求是高度多樣化、多層次的，精神文化產品比過去豐富得多，相比于上世紀50年代，可以說是極大豐富，文學現在只是豐富的文化產品序列中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但是盡管如此，我相信文學依然有超出它本身體量的影響力，這不僅體現在對讀者的直接影響，也體現在它對其他藝術形式和文化形態的影響上。在文化各個門類中，文學可能算是個“種地”的，種地能掙多少錢？但不種地行嗎？它是文化的基礎門類，或者說是先導門類。

　　與此同時，10年來文學的消費性有了迅猛的發育。比如說，10年前我們基本沒有類型文學，我們對類型文學的需求大都是靠港臺作家來滿足的。但現在，類型文學特別是網絡上的類型文學得到了極大發展。正常的文學生態本來就應該有消費功能，這某種程度上也是補上了五四新文學的缺課。不過，考量文學，不能僅僅考量它的消費性，文學還應有更高的志向，那就是對文化的責任，對民族精神和民族靈魂的責任，在這方面，文學永遠不能放棄自己的使命。

　　編輯：從更大的范圍來看，中國文學在世界市場的被接受度如何？

　　李敬澤：這是10年來的大亮點。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步伐從來沒有像近年來這么大、這么有成效，一個重要標志當然就是莫言今年拿到了諾貝爾文學獎。過去我們的文學作品翻譯出去，只是在很小的一個圈子，比如學院中文系、漢學家圈子里流傳，很少能進入主流的閱讀市場，但現在歐美的大眾書店里經常能發現中國小說家的作品，一些中國作家頻繁活躍地參與到世界文學的對話中去，在國際出版商那里也得到高度關注。

　　盡管中國文學在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的進程中是走在前面，但我們的路還很長，海外對中國文學的了解依然是有限的和零散的，我們的很多優秀作家和優秀作品還沒有被世界充分認識。很多人將原因歸結為翻譯的數量不足、質量不高，這固然有道理，但未免把事情想得簡單了，文化的交流是一個復雜的機制，不僅是翻譯問題，還涉及出版、推廣等很多重要因素，而且整個過程還都得和對方接得上才行，不能一廂情愿，單方面使勁。所以，我們還需要下很大的功夫，耐心地培育和建設一個有效的文學交流機制，在這個機制中，中外的出版人、經紀人、翻譯家都能充分地發揮作用。簡單的靈丹妙藥是沒有的。

　　豐富構成

　　更多樣化，才有生命力

　　編輯：這10年也是中國互聯網飛速發展的10年，網絡豐富了文學的格局，也打開了我們觀照文學的角度，“文學”的概念似乎變得更開放。

　　李敬澤：創作、閱讀、批評，在以往的文學生產和消費中像一條工業化流水線似的分得很清，但在網絡時代，這種楚河漢界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流動的、網狀的、交互的狀態。比如網絡上，天南地北的讀者會湊在一起關注某個作家，他們在閱讀中形成小社群，不需要批評家來說什么，自己就能承擔批評的職能。比如現在活躍著一大批非職業作者，他們不再是專業/業余兩分法里的“業余作者”，兩分法意味著業余一直在努力提高水平，要變成專業修成正果，但現在這些作者不這么想，“業余”不一定意味著水平不高，有的人寫得很好，但卻一直沒想變成“專業”，他們可能是醫生，是記者，是做IT賣變壓器的，他們的生活背景、文化資源、寫作路數一人一個樣，相較于傳統的文學史秩序來說常常是“野路子”，但這種“野路子”正在有力地豐富和擴展著我們的文學。

　　這實際上也對我們的文學期刊和出版、文學批評、文學組織等提出了很大的挑戰。比如有些作家寫得很好，很有影響，但評論界幾乎沒人研究他，不是因為評論家沒看到他，而是因為看到了也拿他沒辦法，沒法把他裝進現成的文學思維和文學論述的框架里去，中藥鋪里那么多柜子，但就沒有裝他的抽屜。我過去編刊物時，常對編輯說，不要總是安于那么些作者、那么幾種路數，要四面八方去找，現在有很多你想不到的高人和新路。這種開放性，說到底，是來自30多年的改革開放，來自人們生活形態的巨大變化，對很多人來說，文學不再是一種謀生手段，它是閑暇的精神生活，同時，網絡的發展也使得文學閱讀的細分成為可能，寫一本書，不再是想著要讓所有人喜歡，但你總能找到喜歡讀的人。各種各樣的閱讀需求、審美趣味都得以發育，各種各樣的創作和對文學可能性的探索都得以展開，就現在創作、閱讀、批評的豐富性而言，我們的文學已不再是“百花園”，而更像是雜花生樹的大自然了，有鮮花，有灌木，也有雜草，有大樹，這樣的自然生態更有生長力，正在孕育著新的文化因素和創造性力量。

　　編輯：對于文學，人們還是有一種厚古薄今的傾向，常常自覺不自覺地拿傳統經典來要求當代創作，這無疑增加了當代文學創作的難度。

　　李敬澤：文學有一個經典傳統，我們衡量當下的文學作品多多少少都是從被建構的經典傳統出發的。這種傳統的強大，恰恰反映了文學在文化傳承中的作用和力量。對當代作家來說，傳統教會他怎么寫，但同時也告訴他不能這么寫，逼迫他另辟新路，不能守在家里，要去開疆拓土，要以新變來通過這一時代的考驗，征服這個時代的讀者。傳統是安全的，陳陳相因是安全的，創新總是有風險，因為傳統是已被承認和習慣的東西，而創新是挑戰和冒犯，總是難免讓人不習慣，總是需要一個接受過程。但一個時代的文學，應該敢于冒險，應該立足于這個時代，在一些根本點上對我們民族的語言、思想、感受力發揮深刻的影響，比如包括莫言在內的上世紀80年代的一批作家，就曾有力地影響了中國人感受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