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至誠天道”到“保合太和”

——借鑒中國傳統文化以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十八大報告提出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要在國家層面“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在社會層面“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個人層面“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它以儒家為主干，以佛、道為輔助，曾為保持民族凝聚力作出深遠貢獻，并內化成為百姓日用之道。在現代化建設中，我們應該借鑒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使之成為培育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而借鑒傳統文化以培育核心價值觀的關鍵步驟，是要將傳統文化作為整體，讓核心價值觀在這個視野的觀照之下，也成為一個有機整體。本文即從個人、社會、國家三層面提出借鑒傳統文化以培育核心價值觀的整體性方案，望能引發更多討論。

　　個人層面：“至誠天道”與“禮樂之教”

　　在個人層面上，“誠信”、“友善”、“敬業”、“愛國”本來就是傳統文化的內容。四者之中，“誠信”要更為基礎一些。所謂“誠信”，是“誠”與“信”的結合，字面意思是誠實守信。在儒家看來，“誠”是一個最高的概念。《中庸》指出，“誠”是天之所以為天的根據，是生生不息、真實無妄的“天之道”。天道至公、真實，所以天道是至誠的。另外，“誠”作為天之道，也是人的性命之源。換言之，人性是至誠無息的天道的賦命與體現，也即《中庸》所說的“天命之謂性”。正是因為天道的流行是至誠、至善、無妄的，所以人性也是純粹至善的。孟子的“性善論”，其實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建立起來的。另外，先秦儒家以至宋明理學多認為，流行不息的至誠天道，賦予并確立出了人性中的仁、義、禮、智、信等德性，這就是所謂五常之德。在這其中，“信”是五常之德的一種德性，其作用在于保有和持守至誠天道所賦予給人的至善德性，并讓這德性充分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有切實持守德性，并讓德性推行到生活和社會事務中的人，才稱得上“信人”，才稱得上盡了“人道”。因此可以說，誠是天道，信是人道。天人合一，誠信一致。這是傳統文化對于誠信的深刻論述，同時也揭示出誠信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不能誠實守信，就表示缺乏人道。

　　其次，“誠信”是“友善”和“敬業”的基礎。具體地說，誠信就是要持守和推行至善的德性，而德性的推行，必然會帶來“愛”與“敬”。因為人的德性作為五常之德，其天然地具備仁與義。誠信就是要讓仁義推行出來。仁的推行，體現為關愛別人，與人友善，愛護天地萬物，美善風俗社群，這就是“仁者愛人”。義的推行，體現為敬業樂群，專注事業，熱愛自身崗位，敬重單位同事。總之，正因為人的德性中具有仁與義，所以人理所當然地應該友善愛人、敬業樂群，這正如朱熹所說的“仁主于愛”、“義主于敬”。

　　實際上，友善與敬業相當于“禮樂之教”。友善是樂，敬業是禮，禮樂是從愛敬中生長出來的，愛敬是禮樂的基礎。《禮記·樂記》說：“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朱熹也說：“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同時，禮與樂、敬業與友善雖然各有側重，但兩者應是相互配合的。禮樂的互動，能夠成就人道，敦風美俗，所以《樂記》接著說：“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當然，推行禮樂之教，達致友善敬業，則必須以誠信為本。因為只有保有和持守至誠天道所賦予的德性，才會自然地讓仁義推行出來，才會自然地與人友善、敬業樂群。

　　最后，每位公民如能做到誠信、友善、敬業，那么他必定會生起“愛國”之心，因為與人友善，愛崗敬業，就天然地會生出愛護自己單位、社區、國家、民族的情懷和心意。秉持著這份情懷和心意，每位公民就會齊心協力，同心同德，共建家園，共御外侮。愛國的價值觀在傳統經典中屢見不鮮，體現出民族品格，值得發揚，如《周易》的“吉兇與民同患”，《孟子》的“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仁民愛物”，《論語》的“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等等，都揭示出人們持守至善德性，從而能夠推己及人、體恤民情、護愛家邦的情懷。

　　社會層面：“中正之道”與“天人合一”

　　社會層面上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核心價值觀，體現出人民群眾和現代社會的訴求和心聲，也體現出了馬克思主義要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根本方向。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對于社會層面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也有滋潤和促進意義。

　　首先，傳統文化對“公正”、“平等”有著獨特的揭示。儒家認為，公正、平等就是誠信在社會層面上的具體化。一個人能做到誠信，他就能持守著天道所賦予的至善德性，這使他在社會上也能夠力求保持公正、善美，而反對偏私、丑惡。換言之，善美的德性中，已經內蘊了對于公正的訴求。先秦經典蘊含著大量“公正”的思想。《周易》經常有“中”、“正”之說，指出人們應持守“中正之道”。關于中與正的關系，宋代程頤研究指出：“能恒久于中，則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這是說，正的基礎是中，中是正的源泉。這里的“中”也就是至誠天道。因此，持續地保有和持守至誠天道的誠信之人，他在社會上就能夠兼顧公平，體現公心。除《周易》外，《論語》也富含關于公正的論說。《論語》引孔子的話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朱熹解釋說：“蓋無私心，然后好惡當于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仁者就是誠信之人，誠信之人則能夠持守平允，摒棄偏私，弘揚公正。同時，一旦人們通過誠信培育出公正、公心，他們待人待事，就能夠不偏不倚，平等均衡。當然，“平等”在這里并不是絕對的劃一和齊同，儒家主張要在財富、教育普及化的基礎上，根據社會的實際情況以及個人的才德差別而作出公正決斷和合理分配。

　　另外，從傳統文化來看，“自由”也需要“誠信”的保證才能確立。誠信之人能夠讓天道至誠從各個方面開放并體現出來，從而讓天地間的人與物各得其所，讓人們在德性的導引和浸潤下各安其分，達致真實的公正、平等、自由，這就是中國傳統意義上的自由觀。這種自由觀的主要特色在于“天人合一”，也即天道與人道的互動相通。換言之，至誠天道讓人們具有善美的德性，人們如果能各自保有、推擴自己的德性，那么就不但能夠獲得自我的安頓，而且這個自我安頓的過程就是與至誠天道自如相通的過程。《中庸》就指出，至誠之人能夠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并最終“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達致人我不隔、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

　　最后，將公正、平等、自由凝聚起來，就成為“法治”。法治的落實，就在于法制、法律體現出公正、平等、自由的導向。傳統文化雖然特別強調德治，但也并非沒有法治的思想。孟子就指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這是說德治與法治缺一不可。荀子較之孟子更為強調法治的重要性，并指出通過“法治”補充“禮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總之，在社會層面上，應該讓德治與法治得到雙向互動，從而既能固本培元，又有制度保證。這是傳統文化對于培育法治的啟示。不過，傳統文化特別強調“德治”的引導，而相對忽略“法治”的落實，這需要作出批判與轉化。

　　國家層面：“文明以止”與“保合太和”

　　在國家層面上，中國傳統文化也可以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等核心價值觀的培育提供借鑒。先以“文明”為例。“文明”一詞出自《周易》，指的是文采光明。同時，“文明”與“人文”、“文化”有著密切關聯。《周易·賁卦》中有“文明以止，人文也”的話，意思是說，賁卦由在下的離卦和在上的艮卦組成，離卦體現出德性的靈明照察功能，艮卦體現出各得其所的安頓之意。因此，“文明以止”就是要通過心智與德性的靈明，讓萬事萬物、人類社會得到恰當的安頓，這是傳統文化對于人類文明的重大貢獻。同時，我們應注意到，文明的實現是需要德性的明照作為基礎的，而德性則需要誠信推行出來。

　　先秦經典對于“和諧”也有所揭示。舉相通的兩句話為例，《周易·乾卦》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禮記·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說天道至誠的確立，是至善德性的源泉，人們如果通過誠信持續地保有至善德性，并讓此德性深厚地培育和擴充開來，并達到極致，就成為“保合太和”的境界，也即全面豐富的和諧、通暢、順利。

　　其次，有了文明、和諧作為保證，那么民主和富強也就自然地生長出來了。民主、富強是百余年來中國人民的夢想，是中國人民擺脫屈辱的保證。同時，在當今背景下，我們還要與時俱進，借鑒傳統文化以賦予民主和富強新的涵義，體現出中國特色、民族風范。先秦經典如《論語》特別強調德治、發展、富強諸多方面的統一，指出良好的國家政治需要“庶”(民眾)、“富”(民生)、“教”(教育)三者的綜合作用，肯定民生、強調藏富于民，并指出在此過程中民眾需要德性、教育、誠信的引導。而《禮記·大學》則強調持守誠信、保育德性對于實現民主、富強的關鍵性意義，指出“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總言之，中國傳統文化的富強觀與民主觀，其特色在于主張民生與德治的統一，誠信與富民的融通，這對于化解當今價值失序與道德信念的危機，具有促進意義。

　　綜上，通過借鑒中國傳統文化，國家、社會、個人三層面的核心價值觀可以被視作一個整體。在這個整體中，“誠信”是源泉、基礎，“和諧”則是境界、效驗。至于其中更為豐富的涵義，尚有待我們作出更深入的研究。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哲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