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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獲獎挑戰傳統文學理論
早報記者 石劍峰
■ “諾貝爾文學獎與當代文學價值重估”研討會在上海舉行
“中國文學的未來一定要重現中國現代文學精神路線。一個是魯迅代表的徹底鞭打自己的批判精神。另一個是沈從文,代表著中國文化千百年來所積淀起來的美。”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肖鷹
“我不覺得諾貝爾獎真的改變了我們整個文學界對莫言的評價,或者對當代文學的評價,倒是我們批評本身冒出很多問題。我們的文學需要一個承認,我們的批評需要被承認,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希望被承認。莫言是一個及時大禮包,我們很高興地接受了,下面才變得很有趣。所以,這一次對我們的批評是一次機會。”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郜元寶
下周一(12月10日),作家莫言將在斯德哥爾摩領取諾貝爾文學獎,在瑞典期間他還將出席諾貝爾周系列文化活動。在安靜了一個月后,對莫言和諾貝爾獎的討論將再度熱鬧起來。前天,由文學報社、文匯報聯合主辦的“諾貝爾文學獎與當代文學價值重估”研討會在文新報業大廈舉行。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陸建德,文學評論家雷達、肖鷹、王彬彬、郜元寶、楊揚、葛紅兵等30多位專家參加研討會。就如何理性看待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獲獎之后,我們是否需要對其作品的文學價值進行重新評估;在“莫言熱”的背后,當代文學應以何種標準確立自己的價值等問題進行了討論。
中國文學的問題不會因莫言得獎而消失
國內諾貝爾獎的“高燒”還將持續一段時間。而前天在上海舉行的“諾貝爾文學獎與當代文學價值重估”研討會,就圍繞莫言獲獎對中國當代文學及文學批評的影響展開。
“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這樣的議題之前在文學評論界有過討論,而“重估”在某種意義上是在“否定”中國當代文學。正當討論持續時,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文學在這些日子里一再被提及、被傳播、被關注,”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社長陳保平在研討會上表示,在這個時候召開這樣一個學術研討會,“就是讓眾聲喧嘩的諾獎熱、莫言熱能夠早日回歸文學的本意;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可能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標志,但不是價值的全部,重估當代文學價值是為了知道我們從哪里來,現在在哪里,準備到哪里去,這是我們中國文學批評界的責任,也是我們的媒體的責任。”
來自北京的文學評論家雷達認為,莫言得獎不是偶然,也不是孤立事件,“它確實和30多年來改革開放、交流、互動的文化土壤有很大的關系。如果我們還把文學當作工具,還處于非常極端封閉的環境中,是不可能得獎的。”在雷達看來,莫言獲獎并非他一個人的事情,獲獎從某個方面說明了中國文學經過30年的磨練、吸收、借鑒,產生了一批較優秀的作家,“莫言不是其中最為突出的一位,是最為突出的幾位之一。”雷達認為,莫言獲獎的根本原因還在于他創作中的藝術創新。
關于重估中國當代文學的話題,雷達認為,中國當代文學存在的最主要問題是原創力匱乏,“有人說現在一年出版長篇小說6000多本,但每年真正能給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也就10多部而已”,數量和質量嚴重失衡。
評論家汪政在“重估”中國當代文學時比較悲觀,他認為,不能因為莫言獲獎而掩蓋中國文學的問題,“我現在比較絕望的是,中國文學的問題可能不是文學本身能夠解決的。現在中國知識界還在生產知識嗎,恰恰我們現在知識界存在好多問題,比如說文化生產問題、價值生產問題、傳統延續問題,包括知識生產問題。如果沒有人生產知識,文學何以來表現。我對中國當代文學比較悲觀,不來源于中國當代文學本身,而來源于當代文學背后。當我們的社會不能給文學提供資源,文學怎么可能會產生偉大的作品和偉大的作家。所以資源枯竭和資源本身原創衰竭,造成了中國當代文學再創作的衰竭。”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陸建德最為熟悉的是外國文學,他首先比較了中國人和西方人對待諾貝爾獎的不同態度。他認為,莫言的語言非常狂放,是自由的文學,但更重要的是從他的筆下看到的這個社會是什么樣的社會,“但我希望莫言以后的創作能塑造出一種文明、文化的特質,要有真正感人的力量。”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楊揚認為,諾貝爾文學獎讓人們關注中國一批作家的創作狀態,而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重新正視中國文學的傳統,“中國文學要發展出一種自己的傳統”。
重新調整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認識
莫言及其獲獎,涉及的重要問題是中國文學和西方世界的關系問題。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彬彬認為,莫言獲獎調整了大眾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認識,“開始重新審視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不是一個大不了的事……它沒有什么可神秘,沒有什么高不可攀的,它就是在我們身邊的事情。莫言可以獲獎,中國至少還有一大部分的作家也可以獲獎。”
諾貝爾文學獎對于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意義是什么?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肖鷹認為,評出來的作家是不是真正的世界大師,應該從莫言現象上反思。另一方面,諾貝爾文學獎代表的西方評審機構對中國文學有一種隔閡,這種隔閡是看待莫言和諾獎時應高度警覺的,“西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建立一種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認知?”對于中國文學的將來,肖鷹認為,中國文學的未來一定要重現中國現代文學精神路線。一個是魯迅代表的徹底鞭打自己的批判精神。真要把莫言和魯迅比較,莫言的語言是無節制的宣泄,遠沒有魯迅直擊痛楚。另一個是沈從文,代表著中國文化千百年來所積淀起來的美,這種美的表面可能是從容,可能是軟弱,也可能是卑鄙,但深處仍然是光華燦爛。
對傳統文學理論界的挑戰
莫言獲獎,讓上海大學教授葛紅兵看到的是對傳統文學理論界的挑戰。他說:“莫言這次獲獎,它顯示出創作上對話的可能性已經超越了理論上對話的可能性。那么理論對話的可能性是什么?我認為國內實際上沒有發展出一種真正的對文學作品的解釋基礎,或者理論方案,尤其是面對莫言這樣的作品的時候。”
葛紅兵認為,莫言和他的作品實際上處于文學理論界的幾大視野之外,傳統文學理論無法解釋莫言,“第一大視野是解放,比如說我們五四是叫文化解放,到了1949年以后叫做階級解放,到了1980年代以后叫做思想解放,但是莫言跟解放話語沒有什么關系。第二個是莫言跟我們的開放話語也沒有關系,解放話語是屬于左翼,開放話語基本上都是右翼在用,但是開放話語跟莫言也沒有什么關系。第三個是用道德這個詞匯來簡單地對待莫言,往往是我們看不到的,他完全在這之外。第四個在知識分子的知識系統化里面,莫言也沒有。”
對文學理論界的第二個挑戰,在葛紅兵看來,就是莫言發展了一種非普通話的小說,“莫言正好打破了方言小說和文化小說兩種討論的趨勢,他用戲劇語調去展示我們中國民間生活、地方生活的敘事技巧。很多人嘗試過,但最成功的是莫言。”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回應了葛紅兵的“挑戰說”,“我不覺得諾貝爾獎真的改變了我們整個文學界對莫言的評價,或者對當代文學的評價,倒是我們批評本身冒出很多問題。”郜元寶認為,文學批評確實太弱,“我們的文學需要一個承認,我們的批評需要被承認,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希望被承認。莫言是一個及時大禮包,我們很高興地接受了,下面才變得很有趣。所以,這一次對我們的批評是一次機會。”
諾貝爾獎頒發前,莫言將提前到達斯德哥爾摩,參加12月6日的新聞發布會、7日的文學主題演講和其他文化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