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作品精薈·第七卷《敦煌遺夢》

　　當代神話：生命之輕如何托起生命之重 /200

　　總序

　　徐小斌

　　三十年彈指一揮間。我的寫作已經三十年了，似乎要對自己、對讀者、對一切關注我的前輩和朋友們有個交待——感謝作家出版社成全了我的意愿。

　　回望三十年：風云奇詭，滄海桑田。堅守內心世界實在是太難太難了。三十年來，盡管我不斷地轉換風格和進行各種文本實驗(也由此失去了一些讀者)，但有三個特點是一以貫之、始終堅守的。

　　首先，我的寫作是原創寫作。

　　我屬于“自虐型”作家，對自己要求特別嚴苛，既不愿重復別人，更不愿重復自己，我希望每一次都能把自己最新鮮最深刻的感悟帶給讀者。為此，在我的作品中，基本看不到互文本關系。我在1985年寫《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1994年寫《迷幻花園》《雙魚星座》的時候，還沒有看到博爾赫斯、卡爾維諾或者安吉拉·卡特的譯本。他們后來之所以成為我喜歡的作家，完全是因為他們的創作暗合了我的趣味。在寫作中我拒絕一切復制，盡管現在基本就是一個復制的時代、一個高仿真的時代，并不那么尊重原創。

　　有些西方國家非常尊重原創。用最俗的金錢標準來衡量亦如此。譬如好萊塢像一個大工廠，原創的東西只有A4紙一頁，第二道工序是情節，第三道工序是對話，第四道是幽默等等，但是最值錢的是那張A4紙——簡直可以說是價值連城。

　　我是面對內心寫作的人，只希望寫作帶給自己一種智力挑戰式的快感，也希望帶給我的知音破譯式的快感。作品表層的故事可能會面對更多的讀者，而深層的內涵實際上非常小眾。

　　我的粉絲不多，不過個個都是“骨灰級”的，他們追隨了我三十年。上世紀80年代，文學是社會熱點。我在1983年寫的中篇《河兩岸是生命之樹》，收到讀者來信大約四百來封，《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收到讀者來信七百多封——但是這并不能說明什么，那時候接到更多讀者來信的作家很多。到了上世紀90年代，讀者的關注點實際上已經分散了，再也不會出現那種現象了。

　　原創寫作實際上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我寫作的秘密首先當然來源于生活閱歷；其次我經常可以從看似與文學無關的領域獲取營養，我喜歡的東西很雜。我的閱讀從很小就開始了。閱讀的范圍遠遠不止于文學。中國的紫薇斗術、奇門遁甲、易經、考古、西方的玄學、心理學、占星術、塔羅牌、煉金術甚至博弈論控制論等等都使我從中體會到一種樂趣和快感。我還曾經比較過紫薇斗術與西方占星術，當你找到他們的異同之后會有一種發現式的快樂。

　　我很不喜歡那種把神秘與迷信并列的說法。其實神秘與科學只有一步之遙，一旦神秘被科學解釋了，神秘就成為了科學。但是，科學是無法窮盡這個世界的，尚未被窮盡的那部分，我們可能稱它做神秘。但是也有別一種情況，即：在一些人眼里的現實在我眼里可能就是神秘，在另外一些人眼里的神秘在我眼里可能就是現實。我從小是個愛做夢的孩子。我的夢有時像巴洛克藝術般絢麗，有時又充滿黑暗與恐怖。各種怪夢組成了我童年與青少年時代的記憶。在成年之后我很少做夢了，我認為是一種靈性棄我而去。正因如此，我一直在追求一種現實和神秘圓融合一的創作手法。

　　給我營養的還有電影和繪畫，譬如在上世紀70年代初萬馬齊喑的時代，我在故宮博物院一個朋友那兒看到了一本西方的畫冊，當時極為震撼，特別是莫羅的《幽靈出現》，是一個有關莎樂美和施洗者約翰的故事，莫羅是那種作品色彩非常絢麗的畫家，他到現在都不太被中國大眾熟悉。但是，他絕對是超一流的畫家，是一位在世界畫壇得到極高評價的畫家。他生前是一個隱士，后來我發現我喜歡的人基本都是隱士，我自己也一直過著一種隱士或曰宅女的生活。后來我反復看過這幅畫，莎樂美穿著一身紗衣，戴金綠色的阿拉伯寶石。畫面的另一端是冉冉升起的約翰的頭顱，那顆頭顱發出異彩。你可以想象在上世紀70年代初看到這樣的畫是什么感覺。在那之前，我喜歡畫古代仕女，而在此之后，我開始畫一些稀奇古怪的畫。其中有一幅畫是《阿波羅死了》，我的一個朋友看到后就說：“不得了！你趕緊把這幅畫收起來。阿波羅是太陽，你怎么能說太陽死了呢？”我現在還記得畫面是我想象中的月亮女神狄安娜雙手捧著太陽神的頭，天空上的太陽是鏤空的，后來這幅畫被我伯父母看到，痛斥了我——當時的畫主角都是工農兵。但我依然陽奉陰違，我行我素——我不但是做夢的孩子，還是內心極度叛逆的孩子。

　　第二個特點是誠實寫作。自覺在這方面做到了問心無愧。雖然在中央電視臺工作了將近二十年，但我從來沒有違心地接受任何一部編劇任務——哪怕此舉會給我帶來巨大的利益。我們并沒有什么硬性任務，如果編劇，就會掙大量的銀子，如果不寫就掙一點底薪。我們的底薪低到不好意思說。

　　其實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講，我很早就“觸電”了。1986年，與廣西電影制片廠張軍釗導演合作把《對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調查》搬上銀幕，這是我第一次觸電。雖然此片得到了第十六屆莫斯科電影節的獎，但我依然失望——這么多年過去，我依舊處理不好文學與影視的關系，盡管我有著雙重身份。說到底，我依然看重自己的作品——如同親生孩子一樣，很不習慣被別人改頭換面。

　　但我并不拒絕影視創作，前提必須是我的原創，或者至少是感興趣的題材。為了金錢名利寫作不是我的菜。我很喜歡一位先哲說的話：人一定要學會愛自己。愛自己，首先就是要讓自己在任何情況下不要受到羞辱——有時候，名利會成為羞辱自己的利劍，如果沒有勇氣拒絕，就會被無情地釘在恥辱柱上，誰也別想僥幸逃脫。

　　按照年齡段，我應當屬于知青一代，但我并不想搭知青文學的車，豈止是不想搭車，我從小就是一個想自由飛翔的人。我做知青時干的是最苦的活，每天都在為生存而掙扎，零下四十多度的天氣，我們依然要做顆粒肥。那樣的冰天雪地居然沒有煤燒，為了活下去，我們只好到雪地里扒豆秸，一垛豆秸只夠燒一爐，夜晚，全排三十八個女孩圍著那一爐火，唯一的精神享受就是聽我講故事。我所有的故事都講完之后，因為不忍她們失望，只好強迫自己編故事——大約最早的敘事能力就是那樣訓練出來的——一個十六歲的小女孩，曾經多次病倒住院，幾乎死掉，但是在我的書中，除了一個大散文之外，從來就不曾涉及那段歷史。我想等再老一點，寫出那一代真實的故事，不要任何虛妄與美化。

　　歷史總會開一些殘酷的玩笑：當年處于主流的人，現在依舊處于主流，當時被邊緣化的人現在仍然處于邊緣。這是骨子里的血液決定的——我也很想要一個暢通無阻的通行證，但是它不是我想要就可以得到的，我的血液決定了我拿不到那個通行證。最近我看到余華和馬原對話時提到干凈的問題，他們說起碼我們在文學上還是干凈的。我覺得干凈這個詞用得很好。我想，雖然拿不到通行證，但起碼是干凈的。坦白地說，我內心也不是沒有掙扎過，但是我的血液決定我只能是這樣。慎獨，干凈，愛惜羽毛，為堅守而放棄。

　　第三個特點是堅持深度寫作。我的每一部小說都有著故事背后的象征或隱喻。如果一個小說只有故事，那么作家與記錄員也差不多了。我希望表層的故事抓住更多的讀者，更希望我的知音能看到我內在的表達。我的書基本上是長銷書，很少暢銷。《羽蛇》在國內已經出第十二版了，但每一版印的都不多。《德齡公主》相對來說比較暢銷，但是跟真正的暢銷書根本沒法比。這部小說的表層是個很好讀的故事，但我的深層意愿卻是要表現一個少女眼中行將沒落的帝國。在后宮的錦繡繁華背后，君主制、君主立憲制與共和制的爭論貫穿始終。無數志士仁人在尋找救國之路——那實際上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關節點。《海火》——很少有人相信那是在上世紀1987年寫的，而《敦煌遺夢》終于改編成為電影，制片方還在為挑選導演而費盡心機。

　　前不久孫郁教授在人民大學文學院為我召開了一個研討會，是一個無評論家無媒體參加的“裸會”，全部參加者都是年輕的八零后學人，他們對我小說的認知與評價令我頗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