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斌作品精薈·第二卷《德齡公主》

　　一半是藝術一半是歷史

　　時間總是把歷史變成童話

　　——作者題記

　　總序

　　徐小斌

　　很知道這年頭出套集子不容易，因此格外感謝何建明社長的抬愛，更感謝我的好友、本書的策劃亞麗女士，是她指揮著一個出色的團隊完成了這個相當艱巨的任務。

　　當然，還要深謝所有曾經幫助、關愛與扶持我的前輩、老師與朋友們，這是一個太長太長的名單——沒有你們，我根本無法堅持三十年！今天正巧是西方的感恩節，似乎是神的啟示——我向你們深深地鞠躬致謝。

　　我是地道的雙魚星座：幻想，懶散，宅。

　　當我沉浸在獨自的寂靜時，腦海里經常會有一句歌冒出來：“什么也不能阻擋，我對自由的向往”——這句歌常常令我熱淚盈眶。

　　自1981年至今，我的寫作已經整整三十年。為了熱愛的文學，我喪失了許多，甚至可以說把自己的生活都給寫沒了。恰如近期在哈佛演講時我說的那樣，“男女平等其實是個神話，男作家寫到最后擁有一切，而女作家寫到最后一無所有”，這句話令在場者大樂，頗活躍了場內氣氛，被美媒體認為是“妙語”。

　　更為悲催的是：近期聽一位大明星對我說，她對國內一位著名出版商說，“很喜歡徐老師的作品，可惜覺得她早生了三十年”，大書商當即駁斥：“我也很喜歡她的書，但我覺得她是晚生了三十年！”拜托！——無論是早生還是晚生三十年，我都算是生不逢時，好不好？

　　不過也有一些別樣的聲音：

　　我看過很多國外作家的作品，但無論如何總是覺得沒有任何人能超越你在我心里的地位，我甚至把你的文字當作啟示錄來讀！

　　每當我心里煩得快要死掉的時候，想一想您，心情就會好起來。

　　你最令人嘆服的一點就是：太有想法了。看了你的作品總是被打中內心世界最深處，久久不能平靜。

　　《末日的陽光》《弧光》《雙魚星座》等，是實在要寫壓抑不住之后噴薄而出的，一下就把人抓住了，怎么也放不下，其中的思考和人物內心的掙扎等等太精彩了。

　　最初看你的書是我那個國畫老師借給我的，我連著兩個晚上沒睡覺一口氣看完了，看完后我簡直驚了，你完全把我內心給調動起來了，在你之前那些書根本就等于是眼睛看了沒入心，白看的。

　　在你之后可能才是我真正閱讀的開始。

　　……面對這樣的讀者，除了把自己的心再度奉獻出來，又有什么好說的呢？

　　三十年，我把一個女子最好的三十年都獻給了文學，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世俗利益如一座金山，文學不過是金山上的一粒金砂而已。我深知此。但我要金砂而棄金山，只是因為：金山的代價太昂貴了，它要奪去的是我內心的自由，而這恰恰是我絕不能失去的！

　　這六本書(當然，本來我還貪婪地想再加上《敦煌遺夢》和《海火》)雖然風格不一，采用了各種敘事方式與文本實驗，但有一點是一以貫之的，那就是：我創作的內心世界是自由的，是充滿著原創精神、不被捆綁的，而不被捆綁是要付出代價的，巨大的世俗利益的代價。

　　我覺得：值得。

　　這是我迄今為止最為驕傲的。

　　但愿這是我一生的驕傲。

　　2011年感恩節

　　我寫德齡公主(代前言)

　　長篇小說《羽蛇》和五卷本文集出版后，我一直想寫一個完全不同的東西。后在一個類似“清宮秘聞”之類的小冊子上發現了德齡姐妹的一段軼事，上面寫了她們曾經是現代舞蹈之母伊莎貝拉·鄧肯甘愿不收學費的入室弟子。我頓時興趣大增，于是找來有關史料。

　　最初的想法是想做一部電影，一部國際大片，寫了個梗概，但后來覺得做電影幾乎是夢想。于是還是想先寫小說。小說寫了三萬來字就中止了，發現讀的史料根本不夠，舉步為艱。但是小說的語言風格基本確定，基本用明清話本的風格。我想把《羽蛇》《雙魚星座》的語言徹底顛覆一下，對自己駕馭文字的能力來一次自我挑戰。

　　讀了整整一年史料，一百多本。資料來源主要三部分，一是北圖，二是故宮的朋友幫助搜集，三是各個書店，特別是故宮、頤和園等地的書店。在讀史料的過程中我發現，有很多歷史人物歷史場景的描寫在歷史教科書中是有問題的。譬如對庚子年，對八國聯軍入侵始末，對慈禧太后當時的孤注一擲，對光緒在中日甲午戰爭中的勇敢表現和之后的奮發圖強，對隆裕和李蓮英的定位等等，都有很大出入。

　　我寫這部小說的初衷是讓小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表層的故事力求做到輕松好看，而內核卻是厚重、凝重而又沉重的。希望不同層面的讀者可以有不同層面的享受。

　　整整兩年寫完初稿。下半年有家影視公司看中此小說，其實他們只看了一個大綱，希望改電視劇。因是自己喜歡的題材，于是決定自己改，就和一個朋友聯合編劇。寫完劇本后又改了一稿小說，其辛苦自不待言。因為我對自己的要求是，要讓它既忠于史實又不拘泥于史實，既有嚴肅的內涵又有好看的故事，在沒有歷史硬傷的前提下大膽顛覆歷史人物，創造性地寫精彩的故事。該書的歷史背景是大清帝國如殘陽夕照般無可挽回地沒落，這本身就是一個大悲劇，而在前臺表演的歷史人物包括慈禧、光緒、隆裕等等都無一不是悲劇式人物。在大悲劇的背景下是輕松有趣愉悅甚至帶有某種喜劇色彩的故事，這種故事與背景之間的反差本身就具有巨大的張力。

　　具體地說，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碰撞自始至終存在。貌似很簡單的小事，都存在著這種碰撞。德齡試圖通過日常生活改造慈禧，讓慈禧接受西方的進步事物，實際上慈禧也確實接受了。但是正如光緒在唐大衛犧牲后對德齡所說：“德齡，我們都一樣是有幻想的人。朕的幻想保全了皇爸爸，卻犧牲了六君子，讓康梁流亡海外，讓袁世凱志得意滿；你的幻想讓皇爸爸接受了照相、法國化妝品、英文報紙、油畫，甚至還有留學生，可她還是會毫不留情地鏟除異己，扼殺那些比她想得遠，走得快的人……”

　　德齡的救國夢由此破滅。

　　君主制、君主立憲制與共和制的爭論貫穿始終。甲午戰爭戰敗，大大刺激了年輕的光緒皇帝，他開始想實行變法維新，就在此時，康有為應運而生。“戊戌變法”是整個中國近代史上最偉大的一次運動(原諒我不用“革命”二字)。這一點，歷史越久遠就越明了，可惜它只有一百零三天。假如變法成功，那么中國很有可能如同明治維新后的日本那樣，突飛猛進。在變法過程中，光緒曾經當面頂撞慈禧太后，這在當時是需要極大膽量的！根據容齡的回憶錄，光緒的確在慈禧的千手千眼之下大膽問“康”。無數史實證明了光緒絕非懦夫，而是一個有血性有思想勤政愛國的君主。變法失敗后兩年，便發生了庚子國變。在庚子年中，歷史充分暴露了慈禧的無知、狹隘、專橫、誤國。她相信了榮祿提供的假照會，其中勒令皇太后歸政一條極大地刺激了她，她竟不顧清朝當時的國力，以卵擊石。她一方面慫恿義和團扶清滅洋，造成殺害德國公使克林德的慘案，另一方面竟敢同時向十一國宣戰，并連殺了兩名主和大臣，導致了八國聯軍的入侵。此舉無疑是把國家推向了災難的深淵！

　　庚子年西狩，慈禧的確吃了不少苦，也有所反省，但她推行的所謂五年新政完全是掩人耳目，“國體不變，新政何為”，明治維新后的日本打敗了君主制的俄國，這完全說明了問題，而庚子年后，慈禧被洋人打怕了，由排外轉為媚外，所謂“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便是當時她臭名昭著的口號。就是這樣，也沒能抵擋住隨后而來的侮辱：日俄大戰的戰場竟然在滿洲境內，這自然是堂堂中華的奇恥大辱！而這正是德齡姐妹進宮前后的歷史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