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人下的“笨功夫”

　　報告文學作家趙瑜講述創作《尋找黛莉》背后的故事——明白人下的“笨功夫”

　　七封巴金老人寫于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間的信，都是寄給“山西太原坡子街20號”的女讀者黛莉。近四千字的通信，透露出的不僅是作家對普通讀者的拳拳之心，更有那個動蕩年代的回聲……

　　不經意間得到這些珍貴墨跡的山西作家趙瑜，由此開展一段尋找。他循圖索驥，抽絲剝繭，最后不僅找到了與巴老通信的老人趙黛莉，更從她身上找到大半個世紀之前普通女性知識分子的命運。近日，這部“集珍貴資料的公開、真實的人生社會調查和文學藝術的報告表達于一體”的長篇紀實文學作品《尋找黛莉》，獲第三屆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獎大獎，其單行本也將恢復最初的名字《尋找巴金的黛莉》，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

　　“長期以來，我的觀點是，明白人要下笨功夫。”接受記者采訪時，趙瑜如是說。在奔走了上萬公里、費時兩年多后，他交出的是一個僅八萬字的小長篇。

　　“我們時代相當一部分作家似乎過于聰明，只要得到一點線索和素材，便能憑著活躍的想象，寫出一部‘厚重’的作品。”評論家李建軍說。從這個角度看來，堅持用“田野考察”這種方法的趙瑜，顯然是有些“笨”了。

　　除此之外，趙瑜追求的，還有紀實文學的文學性和文獻性的兼備，他常常發問，“紀實文學為什么不能變成專家學者的案頭書？為什么不能變成熱愛閱讀的讀者的枕邊書？”在二十多年的創作中，這個喜歡當“趙作家”甚于“趙老板”的人，一直堅持著自己的“笨”辦法，用實踐讓“不能”變成“可能”。

　　“如果別人碰到這七封信，可能只把信件公開就結束了”

　　《尋找黛莉》發表后，許多朋友和趙瑜打趣，“你怎么運氣這么好，又碰到一個好題材。”

　　成功顯然不是“運氣”二字可以簡單概括的。在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李炳銀看來，這部作品的成功，更多反映出作家個人對題材的深刻認識和對事實真相的不懈探索：“現在，很多報告文學作家缺乏獨立發現的意識，他們的眼光和思維都停留在生活的表層現象，只會寫一些直觀的現象。如果是別的作家碰到這七封信，可能意識不到信件背后所包含的深厚內容，只是把信件公開就結束了。”

　　的確，在趙瑜終于見到趙黛莉老人之前，整個事件都充滿了不確定性。

　　創作一部描述晉東南“文革”血戰的作品，是趙瑜十幾年來的愿望。2004年春節，他回故鄉山西長治走親訪友，忽然發現那些他曾日夜期待的采訪對象要么病重，要么死去，“那時，我忽然感到，我從明白人變成了‘俏皮人’，變成滿足于一點點小小的贊美、滿足于種種活動的作家，這是多么地可怕和悲哀。”

　　于是，他立即停下所有手頭的活動，在其后的3年里全心寫作80萬字的《犧牲者》。如果不是在寫作間隙去逛古玩市場，如果不是《犧牲者》打動了經歷過那段歷史的古玩店老板，他也不會以低于市場的價格把七封信賣給趙瑜……

　　趙瑜喜歡收藏，但他喜歡的是“土玩意”，是那些被市場化商業化的人所忽略的、能體現古人生活趣味的日常物品，“比如古代的貓，我可能有一兩千只，瓷的，石頭的，磚雕的，木頭的”。所以，他去的地方是被眾多收藏人舍棄的文廟，文廟中最蕭條的一個店。但就是在這個最蕭條的店里，店主拿出了巴老的七封信……

　　即使在追尋之中，事件也充滿懸念。一開始，趙瑜并不知道黛莉是否活著，也不知道這次追尋是否會有圓滿的結果。但他“真正敢下笨功夫，勇于下笨功夫”，發動親友，尋找門路。找錯門，碰壁，拐彎，再到老街上訪問眾多老人、尋訪檔案館資料，穿梭在山西、北京、陜西等地，終于在去年5月見到了依然健在的黛莉，她已經90歲……

　　事件是環環相扣的。如果缺失了其中任何一個環節，黛莉老人和她來自趙氏家族的過往，都可能被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沒有人記起。

　　先調查，后寫作，先體驗，后敘事

　　在《尋找黛莉》中，趙瑜將“田野調查”這四個字重新帶入讀者視野。“明白人要下笨功夫。而田野調查這個社會學人類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在文學寫作的運用很重要。深入生活、體驗生活、重視生活，能告訴我們原生的真理性的東西。尤其是在面對民國歷史的時候，如果不進行實地探訪和尋查，就難以突破現有的框架，難以認識到那些違背歷史和文學真實的事件的真相。如果我們今天依然以訛傳訛，就是這一代知識分子的問題。”趙瑜告訴記者。

　　“這種對真實的渴望，這種深入的田野調查實地查訪，在現在的許多紀實作家身上已經比較缺乏。一些人只是進行表面的采訪，或者利用資料，用現有資料做文章。但是，沒有見到人物，就感受不到人物的命運感。如果不是趙瑜的一再追尋，就不會發現當年這么龐大一個家族，唯一的后人現在生活得這么窮困。這篇文章就不會引發我們這么多的思考。”李炳銀說。這樣的特質顯示在趙瑜的每一次寫作中。無論是當初引起轟動的《馬家軍調查》，還是《晉人援蜀記》，無論《犧牲者》，還是《尋找黛莉》，他都是先“調查”，而后寫作，甚至是先“體驗”，而后敘事。

　　這樣的寫作方式，可以看作是當下浮泛寫作的一個對立面。“我們時代的相當一部分作家似乎過于聰明，過于能干，只要得到一點線索和素材，她們便能憑著活躍的想象，洋洋灑灑寫出一部‘厚重’的作品。小說家似乎更喜歡把人物寫成自己‘想象’的樣子，而不是他們本來所是的樣子。至于細節，也同樣是想當然地寫——這種‘想象出來’的細節，表面上看似乎很豐富，其實不僅虛假，而且缺乏意義感。相反，那些懂得寫作真諦的作家，則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態度來寫作。他們把自己的敘述建立在切實的經驗和可信的事實之上，而不是隨意的聯想和臆測之上。”李建軍說，“對那些僅憑‘想象力’和所謂的‘才氣’寫作的人來講，趙瑜的寫作經驗具有值得學習的價值。古人講：‘身歷目見是鐵門檻。’意思是說，寫作最終受制于作家的人生經驗以及對社會生活的熟悉程度。閉門造車，胡編亂造，可以惑人于一時，但卻不能惑人于一世，終究是走不遠的。”

　　也有讀者對趙黛莉的故事感覺意猶未盡。這個在小說家筆下或可演繹成數十萬字長篇巨制的人物，在趙瑜筆下卻顯得十分克制：“山西在民國有著特殊地位。由于抗日戰爭的前線性，工業開發的原始性，煤炭資源的豐富性，晉商文化的傳統性，造成了它在民國歷史上特殊的地位。但趙黛莉畢竟是一個人。盡管這個故事也‘拔出蘿卜帶出泥’，但這樣一個人，畢竟難以承擔波瀾壯闊的山西的民國生活。”

　　這種處理顯然與趙瑜“克服水貨”、“強調節制”的寫作理念有關，“盡管很多朋友說，這個故事里還有很多東西值得挖掘，我可以進一步寫得酣暢淋漓。但是，要不要講紀實文學的藝術性？如果不考慮語言的精湛，不盡可能地講究結構，紀實文學的前途是值得擔憂的。紀實文學雖然占有素材，但是同時也要講究審美，那些驚心動魄的歷史，要經過寫作者的審美再造過程，反過頭來訴諸讀者。”

　　“在報告文學寫作中，真實本身就已經構成了對作家表達的限制，如果不大量地掌握資料，更多地花費心思尋找結構表達的方式，在敘述語言的運用上力求個性和文學，那么，你就永遠也走不出真實對于你的束縛，作品只能是平直呆板和沒有生機的事實堆積。”李炳銀的話印證了趙瑜的觀點。而這部紀實文學作品，設懸念，講故事，甚至借鑒了偵探小說的寫法，讓讀者讀來大呼過癮。

　　黛莉尋找巴金，趙瑜尋找黛莉，我們尋找什么？

　　一部好的敘事作品，無論是紀實性的，還是虛構性的，一定要有廣闊的敘事視野，豐富的歷史內容和人生內容。而《尋找黛莉》的成功，某種程度上就在于趙瑜將這段尋找寫成了能夠展示一群人物整體命運的“傳奇”，寫成能在歷史的向度反映社會生活真相的“史記”。

　　“這部作品最大的意義，恐怕正在于它有助于我們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大師，什么是真正有價值的文學。真正的文學大師，從來就不是僅僅為‘文學’而寫作的，從來就不是‘純文學’低首下心的信徒。他們絕不會為了單純的‘美’或形式上的‘真’而犧牲人道意義上的‘善’，而放棄愛的責任和利他的熱情。巴金顯然就是這樣的作家。趙瑜顯然了解巴金的信仰和追求的意義，也明白這七封書信對于讀者的價值。”在閱讀完《尋找黛莉》后，李建軍表示。在巴金與趙黛莉的七封信中，充分體現出一個作家對普通讀者的坦誠以待。

　　此外，趙瑜更看重的是那個時代平凡人的命運：“民國是一段使人嘆為觀止、熱淚長流的歷史。在那個社會大動蕩時期，曾經發生很多故事。特別是對于那些向往新生活的女性讀書人，女知識分子，她們并非都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那樣表現出革命性，而是在非常復雜的條件下完成自己的人生的。但是，這種研究現在還相對邊緣化。這些女知識分子的命運誰去關注？她們的命運和歷史就不值得我們去了解和探尋嗎？我愿意去挖掘這些。”

　　對趙黛莉的追尋之下還掩藏著趙瑜更尖銳的提問：“新文化運動前后，革命對家庭產生摧毀和破壞，包括巴金先生的作品在當時也十分具有感召力。這里是否也有值得我們反思的東西。今天的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家’還要不要？”

　　大半個世紀之前，黛莉為了尋找巴金作品中的自由和信念，走出了家庭。21世紀初，趙瑜從七封信中尋找歷史，不僅為我們了解巴金老人的思想提供了有力證據，還順勢揭開了1937年前后中國的社會歷史中存在的遮掩和偏頗，使這些真實的內容伴隨著黛莉漂泊的生活自然地出現。他找出的不僅僅是當年的“趙黛莉”，還有那個時代中個人命運的沉浮。“尋找黛莉，是一種歷史的尋訪和感受，是一次跟隨黛莉的人生對歷史的再現和感悟！我們真是感到慶幸，在經歷了這么多的不幸苦難之后，黛莉竟然健康地活到了90歲，還真讓趙瑜找到了。”李炳銀表示。

　　“趙作家”比“趙老板”更具誘惑性

　　“在現在的文學環境中，作家既要會掙錢，會在市場拼搏，又要敢于靜下來。我自認這20多年來我在這兩者之間結合得還行。”趙瑜這樣描述自己這些年的生活和寫作狀態。

　　“一個好的作家，首先要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對作家而言，寫作應該是一種超脫功利的生活方式。”趙瑜對記者說。多年前，“體育三部曲”《強國夢》《兵敗漢城》《馬家軍調查》就讓他聲名遠播，而隨著聲名同時來到的還有各種誘惑。“我是個在生活中容易變成‘趙老板’的人。我干過影視，拍過紀錄片、故事片，曾經也有朋友提議，一起做編劇工作室，但我腦子里總有個念頭，不能往前面走太遠，不能當這個趙老板。錢夠花就行了，而我現在做的，一定是自己喜歡并且愿意去做的事情。”趙瑜表示，“困惑的時候，我就會去買一個很沉穩的石器，比如說牛。民間藝術品的簡潔溫潤，讓我體會到民間文化的傳承力量，體會到古代藝術家對事業的忠誠，也會讓我思考自己的文學到底該往哪條路上走。”對信奉“既要用自己的勞動贏得市場，但也不忘對文學宗教般的忠誠”的趙瑜而言，“趙作家”這個頭銜顯然比“趙老板”更具誘惑性。

　　就是憑著對“寫作”這種生活方式的忠誠，他可以花三年時間，完全沉浸在《犧牲者》的寫作中。“2004年，我給中石油拍一個天然氣宣傳片，最后拿到10萬元。3年過后，錢花完了，書也寫完了。”顯然，他頗為自得于這種生活方式。對寫作的忠誠帶來了豐收。近日，他又一部“田野考察”式的紀實文學作品即將出版：“鐵路對我們整個工業生活的特殊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部《火車頭震蕩——宜萬鐵路始末》寫的是一段特殊的鐵路，宜萬鐵路。這條鐵路從詹天佑修到孫中山、蔣介石，直至現在還沒有修通，因為太艱難了。它是我國整個鐵路中的一個縮影，可以折射出改革的艱難，整個鐵道文明對中國的影響。”